高岩： 关于“淄博窑系”的探讨 成于北魏盛于宋

　　一、窑系的概念

　　1、关于“窑系”概念的形成：

　　通过查阅大量考古文献和资料，我们发现最早使用“窑系”一词的是著名古陶瓷专家、故宫先贤、学者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

　　陈万里先生是第一个走出书斋进行田野调查的中国古陶瓷学者。二十世纪的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他与叶麟趾先生对南北方的许多窑址进行了考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窑址，并在窑址调查的基础上，对古陶瓷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陈万里先生考察研究的重点是南方的越窑和龙泉窑，叶麟趾先生的田野调查工作则偏重于北方地区，并在调查中发现了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在陈、叶两位学者的对我国南北方的古窑址的调究查研究过程中，为了说明在相同区域内，烧制相同类型的众多窑场的状况，就把这些生产同类产品的窑址称为某某窑系，于是“窑系”的概念开始逐步形成。

　　冯先铭先生在1979年第十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七大窑系的主张，他在文章中写道：“各地发现窑址属于宋代的最多。当时南北方普遍兴起瓷窑，尤其集中在两宋都城及附近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名工巧匠聚集的瓷窑逐渐成为名窑，对邻近其它瓷窑产生影响。小窑模仿名窑，烧造具有共同装饰风格的器物，因此逐渐形成带有地域性的瓷窑体系，北方有磁州窑系、定窑系、钧窑系和耀州窑系;南方有青白瓷系(指景德镇)、越窑系和龙泉窑系。”这就是最初七大窑系的来历，其中并无建窑系(并非八大窑系)。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全国的古陶瓷学者编写了《中国陶瓷史》，此书于1982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本陶瓷史对此前的古陶瓷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总结。基于当时对宋代制瓷业的认识，《中国陶瓷史》将宋代的制瓷业归纳为六大窑系，即用特征较为明显的一类产品将若干窑址串联起来，用来概括在一定区域内生产相同面貌瓷器的众多窑场。在界定窑系的概念时指出：“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面貌。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根据各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和装饰的同异，根据他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后来又有人提出八大窑系，在南方地区加上了越窑系和建窑系，还有人把建窑系改为吉州窑系，或称九大窑系。

　　这就是瓷窑体系，简称“窑系”一词的形成过程。

　　也有人认为窑系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中，那时已经出现了窑系的称呼。如在介绍各窑场产品时即使用了“风”及“系”之概念。如书中有定窑系之瓷瓶、定窑风之瓷盘、定窑系之鸭型水注等。

　　2、什么是“窑系”：

　　关于“窑系”概念的界定，目前为止，中国古陶瓷研究界仅有任世龙和刘毅两位学者对窑系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1994年，任世龙先生在《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中第一次对“窑系”一词作了概念性的说明，他认为“陶瓷界所谓的瓷窑体系，从本质上说来，即是瓷业发展的渊源流变关系，或曰瓷器的谱系。他由某些各自内涵和外延的瓷业遗存类型的联系关系而构成一种序列形态，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无法再行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是任世龙先生对窑系的定义。

　　2004年，刘毅先生在《论窑系》一文中，对窑系一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认为：“‘窑系’是一个著名瓷窑的标志性产品为代表的，生产某种或某些种特定类型瓷器为主的若干窑场的总称。”

　　另外,汪庆正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对窑系的解释是：“宋代制瓷业空前繁荣，南北窑场林立，新品种层出不穷。根据各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异同，可划分为多种瓷窑体系，简称窑系。大致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不难看出，《简明陶瓷词典》对窑系的定义依然来源于硅酸盐版的《中国陶瓷史》，只不过他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宋代形成的窑系，元代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

　　3、关于淄博窑的窑系问题：

　　1982年硅酸盐版的《中国陶瓷史》在介绍宋代磁州窑系诸窑时这样写道：“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南为多为早，它们的早期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磁州窑烧造历史据现有资料考察不能早过北宋。但磁州窑延续最久，也最知名”。随后分别介绍了河北磁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河南鹤壁集窑、河南禹县扒村窑、河南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以及江西吉州窑。书中并未提及淄博窑，即硅酸盐版的《中国陶瓷史》并未将淄博窑划归磁州窑系。而叶喆民先生编纂的《中国陶瓷史》未涉及窑系问题。

　　到了1994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系统地提高文博部门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又组织编写了一套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其中有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2001年9月，修订版的《中国陶瓷》作为大学教材正式出版。在第四编：宋金时期的陶瓷，第一章“宋金时期北方地区陶瓷概说”中这样写道：山东地区发现了淄博、泰安、枣庄等窑，以淄博窑址面积最大，烧瓷历史较久;磁村窑址经过了发掘，获得了比较多的瓷片标本，出土标本证明与河北磁州窑制瓷工艺有渊源关系。上述北方地区古窑址出土文物，它们所烧制的各类瓷器大部分可归属于北方地区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四大窑系。

　　书中在介绍河北磁州窑的最后，对磁州窑系进行了一个总结：“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地区形成的一个窑系，并延续到元代。磁州窑的主要代表是白地黑花器，影响所及有河南省鹤壁窑、鲁山窑、宜阳窑、禹县扒村窑、钧台窑、密县窑、郏县窑，山西省介休窑、霍县窑，陕西省耀州窑，安徽省萧县窑，山东省淄博窑，浙江省衢州窑，江西省吉州窑和广东省海康窑。”

　　纵观以上两段文字，淄博窑最终划归了磁州窑系。

　　4、有关“窑系”的质疑和争论：

　　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秦大树先生在《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一文中指出:“‘窑系’是当今古代瓷器研究与鉴赏，收藏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此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曾经在古陶瓷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也正因为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在沿用这一概念时，也感到了它的局限性。”为了说明窑系概念的局限性，秦大树先生继续写道：“考古发掘和分期研究表明，不同的阶段瓷器生产的面貌是有变化的。在一定区域内，众多窑场的产品在同一时期内拥有相当多的共性，许多不同窑系的产品在某个窑址中，常常仅在一定的时期内生产。因此，如果不考虑时代的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窑址中发现了数个窑系的产品。这说明，窑系的划分并不能体现各窑场产品的时代变化，它忽略了入宋以来商品生产对手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他又指出：“通过对古窑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我们发现，各地窑厂的产品种类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发展、变化，因此从窑系划分的观念看，普遍存在着交叉生产的现象……在一些窑系的旁支窑场中，这种交叉生产的现象就更严重了，以至于有些窑场难以被划入某个具体的窑系”。

　　我们再来看看一篇《质疑“磁州窑系”》的文章，作者为河南焦作的陈北朝先生。他在文章中从“磁州窑系定义的狭隘性”和“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两方面论述了磁州窑系定义的种种弊端。他讲到：“磁州窑系定义的狭隘性，还表现在另外的诸多方面，比如陶瓷品种方面。我们知道，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而且是一个至今也无法逾越的高峰。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逐渐成熟，从而带动了经济的繁荣，进而也形成了制造业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可谓之众窑林立，名品倍出，不可计数。宋人对陶瓷的理解和赋予的感性与理性的色彩，也是自古至今最深刻的。随之而进的民间市场需求品，也极大地增加起来。其品种之多真可谓之灿若繁星：单色釉的精美自不必说，在单色釉的基础之上的各种“窑变”釉制作水平，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窑的油滴，兔毫;鲁山段店窑的各色窑变釉;当阳峪窑的茶叶末，油滴，兔毫，黑釉酱斑，酱紫蓝黑绿以及金属光釉;吉州窑和四川邛窑的虎斑，玳瑁;耀州窑的黑釉酱彩，以及以当阳峪窑为代表的变化万千的绞胎与绞彩工艺，以淄博窑、鹤壁窑为代表的黑釉立线工艺。等等这数不胜数的陶瓷品种，哪一个窑口都比磁州窑丰富精美。这些宋瓷中的无数朵鲜花，怎么能让一个远次于它们的磁州窑来替代呢?把那么多十分优秀的民间窑口，不由分说地划归“磁州窑系”，至少是一种不科学不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

　　再看看磁州窑系定义的空泛性，文章这样写道：“我们说它空泛，并不是说它没有具体的代表性品种和包含的窑口，而是讲它存在着过多的模糊性。你可以将其他几大窑系以外的，唐宋元(包括辽金)时期全国的所有窑口都包含进去。甚至可以渗透到耀州窑系与钧窑系中去，因为这两大窑系中的窑口，都或多或少地制作有“磁州窑风格”的陶瓷品种，并且有的还十分优秀。这样以来，整个山西的窑场就都归了它;从东三省到河北北部及内蒙的全部(包括辽代陶瓷)都被划了进去;河南省内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窑场也都被收容;四川省，山东省，安徽省三个省的全部，陕西福建的大部，江西省浙江省的一部分，等等无数的窑场都被归入了这个窑系。因为这些省份的这部分窑场的制品归不进除“磁州窑系”之外的其他窑系，只能被不情愿地划入“磁州窑系”之中。依此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近乎荒唐的关于“磁州窑系”的定义来：凡是不属其他几大窑系中的烧制“粗糙”陶瓷品种的民用瓷生产窑口，即可名之为“磁州窑”。所以，我们经常会诙谐地称“磁州窑系”为“巨无霸”。”

　　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磁州窑系”成了一个大筐，只要不在其它几个窑系的各地诸多窑口，统统被装进了这个大筐。

　　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白宪波教授也对窑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也谈窑系》一文中写道：“笔者认为，陈万里先生在使用“窑系”一词之初，可能是因为他在对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名窑遗址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文献没有记载的古窑址，同时在某一区域内的不同地方发现大量古窑址，虽然这些窑址并非完全属于同一时代，但他意识到这些窑址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自成体系。正如陈万里先生所说：“根据我个人多次在龙泉的调查研究结果，所谓龙泉窑三个字，原非一个简单的名称。龙泉窑中有若干不同地区的窑口，也就有若干不同的出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龙泉窑不是某一单独窑场的名称而是龙泉不同地区窑场的总称，它们自成体系，统称龙泉窑。

　　如果这一推断正确表达了陈万里先生的想法，那么，窑系就是指某一区域内不同地区窑场的总称。历史上，这些分布于同一区域不同地区的窑场，或者同时烧造或者非同时烧造，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工艺上有密切的联系，它们生产的产品在外貌上乃至原料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它们自成体系，统称某窑或某窑系。

　　5、淄博窑的基本情况：

　　淄博窑是一个较大的区域性概念，他包括瓷器烧制年代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寨里窑，创烧于唐代的磁村窑，宋、金时期的岭子郝家窑、巩家坞窑、博山大街窑、八陡窑、山头窑、西河坡地、龙泉渭头河窑，也包括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南万山窑、福山、窑广等窑。淄博窑极具地方特色，烧制品种多样，从北朝烧制青瓷开始，黑釉瓷器、三彩瓷、酱色釉瓷、白釉瓷，且有雨点釉、兔毫釉、茶叶末釉等各种结晶釉，更有白地黑花、黑釉起白线纹(粉杠瓷)、绞胎、绞釉等品种，并出现了白釉点彩、白釉红绿彩等，装饰工艺有刻花、印花、剔花、篦划花、沥粉等，瓷器品种几乎涵盖了陶瓷行业的各种釉色和装饰技法。

　　淄博窑最早烧制瓷器的是寨里窑，它的烧制时间至少为北魏晚期，甚至更早。到北朝的北齐时，已能烧造体型硕大、造型优美、工艺成熟、装饰华丽、胎体细洁、釉色温润的青釉莲花尊，堪称我国早期青瓷器中的艺术珍品，是淄博窑早期青瓷的代表作品。寨里窑烧造瓷器延续时间较长，至唐代仍继续生产，且规模及品种有所扩大，产品也更加精致。寨里窑址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为研究中国北方陶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唐代，淄博的另一个窑口，磁村窑异军窑起，开始大量烧造各种瓷器，唐初以烧造青釉瓷器为主，器皿以瓶、罐、壶、盘为多，造型轻巧别致，釉色纯净。中期大量烧制黑釉瓷器，器类丰富，釉色晶莹滋润，色黑如漆，并在烧造黑釉瓷器过程中烧造出油滴瓷器(俗称雨点釉)，这成为磁村窑的标志性产品，也是我国最早的油滴瓷器，在我国北方诸窑中颇具特色。晚期继续烧制黑釉，兼烧酱色釉、绿釉瓷器，且能烧制绞胎、三彩及少量白釉及白釉点绿彩瓷器，开创了淄博窑生产彩瓷的先河。烧制的白釉瓷器尽管胎体的白度不足，表面仍使用化妆土，但其釉色光亮，造型轻巧，装饰多样，烧成温度较高，极具地方特色。

　　磁村窑发展到宋代，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烧造规模日益扩大，品种迅速增加，宋初时白釉瓷器烧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而改为以白瓷为主，间烧白地黑花、黑釉、酱色釉瓷器，还烧制雨点釉、兔毫釉、茶叶末釉、三彩瓷器等等，烧制工艺也从简单的支烧到覆烧，再到刮圈叠烧。装饰工艺也有较大改进，从单一青色、黑色、白色到三彩，刻花、剔花、篦划花、黑釉起白线(粉杠瓷)、茶叶末釉、雨点釉等，甚至出现了模具，提高了成品率和产量。据载，因磁村窑烧制瓷器产量巨大，北宋时期官府曾在磁村设官收税，称“磁村务”。进而证明当时瓷器烧制的规模和产业的兴隆境况。

　　磁村窑的影响不断提高，瓷器烧制以磁村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展。岭子郝家窑、巩家坞窑相继崛起，烧制的产品与磁村窑相同，以白瓷为主，其次烧造白地黑花、黑釉、白釉黑边、酱色釉等。随后博山大街、八陡、山头、坡地、西河、渭头河······等地也受其影响，开始大量烧造各类瓷器，逐渐形成了教科书上的“淄博窑”概念。

　　可以看出，宋代淄博窑烧制的瓷器品种丰富多彩，除青釉瓷器之外，黑釉器、黑釉白边器、雨点釉器、兔毫釉器、酱色釉器、白釉器;以及绞胎器、白地黑花器、三彩器······从窑址考察的结果看，磁村窑以白釉瓷器为主，坡地窑以白地黑花为主，博山大街窑则以三彩瓷器为主，八陡窑以黑釉、雨点釉、兔毫釉为主，分工相对明确，重点各有不同。

　　金代磁村窑规模更有较大发展，工艺上采用匣钵套烧，窑炉有柴窑改为煤窑，产品类型增多，装饰技法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黑釉起线纹工艺(当地称之为粉杠瓷)是最富地方特色的品种，冯先铭先生在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这样描述到：“最具代表性的是黑釉起线纹罐及少量缸、钵。这种装饰在河北、河南、四川诸窑都可见到，而淄博窑产品质量较好，釉黑而光亮，釉下立白粉形成竖直线纹。······为淄博窑的独持风格。”对淄博窑的粉杠瓷给予了高度评价。

　　元代因战乱而逐步衰落的磁村窑不及金代，流行白釉瓷器和白地黑花纹饰，品种仍以民用为主，题材渐少。

　　元末明初，因山东地区战乱较甚，瓷器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淄博窑瓷器烧制开始衰败，许多窑场停烧于此时;仅有个别窑场仍有烧制，但品种单一，烧制粗糙，有向粗大笨拙发展的趋势，代表性窑场为福山窑和八陡窑。

　　淄博窑的最大特点是，各个窑址衔接有序，存续关系明晰，窑址相对集中，矿产资源丰富，水源较为充沛，烧瓷绵延不绝，流传至今，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发展、继承和提高的。

　　6、结论：

　　按照陈万里老先生的“窑系是某一区域内不同地区窑场的总称。历史上，这些分布于同一区域不同地区的窑场，或者同时烧造或者非同时烧造，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工艺上有密切的联系，它们生产的产品在外貌上乃至原料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它们自成体系，统称某窑或某窑系”这一概念来分析。淄博窑在山东中部地区有着二十余个不同的窑场，有相同的原料和釉料，使用相同的北方典型馒头窑烧造，完全相同的制作工艺和烧成技术。且同时或不同时烧造器型相同、材质相同、釉色各异的瓷器，工艺上有密切的联系，瓷器外貌、原料高度一致。那么以磁村窑为代表的淄博窑的各个窑场完全有理由独立成系。

　　如果再按照《中国陶瓷史》中定义“窑系”的标准和条件，“每个窑系里必有一个“中心窑场”，即命名该窑系名称的那个窑口必须是这个窑系中的中心窑场。而中心窑场又必须是这个窑系中其他窑口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即窑系中标志性陶瓷品种(不一定是一种)，必须是中心窑场制作得最优秀，水平最高，才能成为其他窑口学习的榜样。”按照这个标准和条件，磁村窑作为淄博窑的中心窑场，其它二十余个窑场受磁村窑影响而先后烧制瓷器，各个窑场相距不足五十公里，形成遥相呼应之势，烧造的瓷器更是一脉相承，而且有相同的销售渠道和受众人群。淄博窑也完全具备独立成系之条件。

　　另外，淄博窑烧造瓷器的历史要比磁州窑早得多，淄博窑烧造瓷器的时间是南北朝的北魏时期，甚至更早，而磁州窑则为北宋时期。磁州窑的烧制瓷器的品种也比不上淄博窑丰富多彩，尤其是淄博窑的黑釉起线纹(粉杠瓷)工艺磁州窑更是望尘莫及，甚至淄博窑烧造的许多去品种磁州窑并不生产。仅凭淄博窑也烧制白地黑花瓷器，也用化妆土就把淄博窑划归磁州窑系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

　　吉州窑已经独立成系，建窑也已经独立成系，宜兴窑作为特有的陶窑体系也提出了独立成系的想法并在付诸行动。作为北方历史上最早的青瓷烧造窑口，淄博窑在宋金时期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烧造过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器物，对中国的陶瓷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作为唐、宋、金、元山东地区烧造瓷器的突出代表，各方面都符合独立成系的条件，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淄博窑完全有理由独立成系。

　　淄博窑独立成系到此时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一个古老的窑口，一个‘崭新’的窑系：“淄博窑系”终于面世。 (作者：淄博中国陶瓷馆 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