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

　　王渔洋出生于明末官宦世家。从三世祖王麟以专习《诗经》读书仕宦开始，新城王氏在明清两朝科甲蝉连、簪缨不绝数百年。王渔洋的高祖王重光，明嘉靖进士，官至贵州布政使左参议，他曾制家训曰：“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并镌于石碣，昭示子孙恪守，这对其后世子孙的成才起了极大的作用。曾祖王之垣，嘉靖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祖父王象晋，万历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还是一位农学家，著有农学专著《二如亭群芳谱》等著作。伯祖王象乾，隆庆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他在王氏家族中影响最大，朝廷对王氏“自颖川已下，以太师公象乾贵，俱赠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并敕造“四世宫保”坊褒奖。从叔祖王象春，万历进士，官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诗歌成就卓著，与钱谦益等齐名，对王渔洋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可见其家学渊源。

　　但此时，明王朝已是风雨漂摇，危机四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满族屡屡入犯，作为海内望族的新城王氏也随之屡屡被难。崇祯五年，明叛将孔有德、李九成纵兵大掠新城，王氏家族与新城官民死300余人，此即“辛未之难”。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王渔洋生。崇祯十五年，王渔洋9岁时，清军锋镝再指新城，王氏殉难30余人，此即“壬午之难”。渔洋亲历了这场几至灭门的劫难，目睹了其母孙氏差点缢死的惨痛场面。崇祯十七年，王渔洋11岁时，明王朝灭亡，清朝入主定鼎。王渔洋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度过的。虽说他还是孩童，未必全懂得这场变故的全部意义，但国难家仇，不会不在他的心里留下印痕。清兵入关定鼎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廷为了巩固其统治，在实行镇压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措施缓解汉人的强烈对抗情绪，如重用汉人降官，恢复科举，实行八股取士等。这样，随着清政权的逐渐巩固，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安心顺从地钻进四书五经、制艺、帖括的牢笼，奔科举仕宦之路。虽然最初王渔洋对仕进也有过犹豫、彷徨，但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清顺治七年，17岁的王渔洋应童子试，县府道三试第一。八年参与乡试，得第六名。十二年会试中式。十五年殿试，中二甲第36名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十七年，27岁的王渔洋赴扬州上任，其母嘱“其务尽职守”。这年是乡试，王渔洋一到任即被任命做江南乡试同考官。次年罢革了扬州沿袭多年鱼肉百姓的琼花观迎春之会，受到扬州人士的称颂。又参与了审处“通海寇案”。原来，顺治十六年，明将郑成功、张煌言率残部抗清，江南官民积极响应，郑、张之师一度攻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后失败退至海上。清廷震怒，特派户、刑二部侍郎叶成格、尼满坐镇南京，按治海寇大狱追查迎降郑、张之官民。株连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旨，皆坐故纵抵罪”。有些人还借机诬告陷害与己有隙之人。王渔洋参与勘问此案，对证据确凿者严惩不贷；而查无实据者全部释放；对善良者竭力保护，使许多人免遭杀戮；而对挟私仇图报复诬陷他人者则严厉惩处。其摘奸发伏、决断如神的表现，使钦差大臣也无所措词。王渔洋这样做，实际上庇护了一大批曾响应郑、张抗清的官民。这反映了他对反清复明斗争失败者表示同情，因而作尽可能的庇护，是他早期为官必然有的一种思想感情。这期间他还处断了清还积欠盐税等案。第一次任满考成时，被定为“失出法严”，不但不能升迁，还罚俸一年。其母孙夫人鼓励他说：“人命关天，你只要存心公道和宽恕，升迁和降职就不要去想它。”他清正自守，从不沾公家一文钱，每日之食只一两个蔬菜。扬州为南北咽喉要道，往来的达官显贵不断，但他只是礼节性地到码头迎送一下，从不送礼巴结。身为推官，“不名一钱”,他的至交穷诗友许天玉为参与会试去向他借川资，他无银可助，夫人张氏将手腕上的镯子脱下给了许作会试之资。他在离开扬州时写过一首诗：“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后来扬州人曾建三贤祠，将王渔洋与欧阳修、苏东坡并祀于该祠多年。）他在扬州5年，还伸雪了居烈妇冤等案，其自撰年谱载“完钦部大事83案”，正如扬州如皋冒襄说的：“公实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他最终还是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江南总督、巡抚等对其考满皆注一等称职，吏部、都察院会同复核均合格。康熙三年迁礼部主客司主事。八年放外任榷江苏清江浦关，专司船厂。以往，大木商汤甲买通自总督漕运都御史至道府船政同知，官商狼狈，从造船中谋取暴利。王渔洋到任后，革除了这些陋规弊端，凡发工银足称足色，毫不扣除；所造之船坚固耐用，颇利漕运。十五年迁户部四川司郎中。康熙帝历经三年，再三考察，因王渔洋诗文兼优，破格提拔“著以翰林官用”，任侍讲，旋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南书房是康熙帝在宫内的一个秘书机构。汉人由部曹改词臣，有清一代王渔洋是第一人。

　　王渔洋受到康熙帝的赏识重用后，再加上他勤谨清廉为官，从此仕途一路顺风。十八年入翰林院充《明史》纂修官。荐人以德才俱备为标准，如所荐汤斌，后成为本朝第一名臣，且荐之却不为其知。十九年迁国子监祭酒，主管太学，致使太学人才济济；秋试主持公道，杜绝公卿纨绔子弟请托，所以选拔人才都登第成为闻名于世的人。二十九年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兼《三朝国史》副总裁。七月秋审，他秉公执法，纠正了“杨成案”、“萧儒英案”等大错案。九月迁兵部督捕右侍郎。此间，曾审理了清皇室子孙的一个案子——“克什兔案”。克什兔乃旗人，患了毒疮，危甚。名医张希仁为其治愈。克恩将仇报，私造伪契，诬陷张氏全家卖身为奴于他，而且竟恶人先告状，将张氏告到官府。案子到了刑部，王渔洋审明案情后，判张氏无罪。克什兔仗势欺人，又告于宗人府，郡王召兵部侍郎对证，克无以对，宗人府维持刑部原判，并将克革职、鞭责。王渔洋不畏强御秉公执法可见一斑。三十年春，奉命主考会试（副主考），与其交23年的老门生惠周惕参与会试，正主考张玉书、陈廷敬，另一副主考李光地，三人皆欲拟惠为第一，独王渔洋不同意，结果置于第六。发榜后方知此人竟是自己的老门生惠周惕。只此一事，足见王渔洋之力持公道，清廉无疵，所以其门生故旧无人向其请托。三十一年，因奏知八旗逃官逃兵之事，皇上问之甚详，负责捧牌启奏的满州堂官不能对而失职，下吏部、都察院察议。部院诸官员都说此事汉人官员向来不参与，故与王渔洋无关。王却说：“满汉堂官平日共事一堂，又同启奏，小有利害辄分彼此，既非大臣之体，又非协恭之谊，某不忍为也。”于是也一同被降职。一代廉吏于成龙时任都察院总宪，叹服曰：“真有古大臣之风！本朝此类事，过去唯见于魏敏果公，今又见于公耳。”八月调户部右侍郎，主宝泉局督理钱法。旧例铸出钱币都须向主管官员呈样钱，实为受贿。他主管宝泉局后，力主革除此弊，从未派人去过钱局，严防染指，其清廉至此。三十三年转户部左侍郎。在户部7年始终廉洁自励，举朝皆知。如三十四年，开“捐纳授官”，内阁九卿及各省督抚都引见保举，好多人借机互相利用，谋官，取利。而渔洋一例不染。三十六年，其二儿子启汸被任命为河北唐山县令，王渔洋总结其为官数十年的经验，专门写了一篇《手镜录》给启汸，其一生“不负民”的做官宗旨流溢于字里行间。如其中的“春秋课农，须亲劝谕鼓舞之，尤须减少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加派一事最碍官声，最为害民。……断断不可一毫染指。切嘱，切嘱。”教育儿子要做一个“清慎勤”、“不负民”的好官。三十七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身居高官，提拔任用官员均秉公行事，不循一情面，绝奔竟钻营之途；告诫署官举人论事务崇大体，不得毛举细故；下衙回家，不是读书，就是与一二布衣故交谈诗论文，不与其他官员拉帮结派，所以，其堂堂都察院总宪之家门可罗雀。这期间，汉军御史郭金城上疏裁冗员，下九卿集议后，欲裁监察御史若干名。王渔洋力持不可：“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他充分认识到了监察监督对国家、防止腐败等国是的重要性，呼吁监察监督机制要增强，而不能削弱。其意见终被采纳。此见解，在今天也十分有意义。三十八年迁刑部尚书。至此，王渔洋已进入康熙朝高层统治机构，成为台阁重臣。但他毫无骄矜之气，秋审、朝审更其勤谨、审慎，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如“徐起龙案”：徐的女儿被其婆母曹氏伙同奸夫辛二与和尚逼奸两月有余，徐起龙与表弟侯六登曹氏之门理论，被曹与奸夫打出，而曹还以“白昼入宅抄抢”告于官。徐侯被解至刑部，初审司官又草率结案。王渔洋访得其实，诘问司官：“你们是畏势呢，还是循情呢，或者是已纳贿呢？竟敢如此判决诳瞒我！”立释徐侯二人，严惩了曹氏、辛二等。京城士民无不称快。王渔洋之所以能明断此类疑案，一是自身“清慎勤”、“不负民”，秉公执法；二是洞悉官场中的畏势、循情、纳贿等弊窦，总是尽自己的权力抵制，力求宽大，心系民命。如四十二年趁万寿节启奏释放了800余囚犯。七月，如实启奏山东水灾，为民请命，使皇上下诏户部速拨通州仓米往赈。此间，皇上连续赐御书“带经堂”、“信古斋”等。四十三年九月因“王五案”失察而罢官。主要原因是，康熙帝晚年时诸皇子争位，太子胤礽被废，而渔洋“因与理密亲王（胤礽）酬唱，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实际上王渔洋历来置身朝中党派之争之外，康熙帝误认渔洋是太子党；当然，渔洋也确有失误。造成其失误的重要原因是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难以事事洞悉，从而被部门官员欺瞒，最后竟以“失察”之名被罢官。在此之前他曾想上疏乞求退休归里，只因熊赐履等人上疏乞休未被允准，所以未敢继请。应该说，封建社会的“终身为官”制度也是造成王渔洋失误的一大因素。当时，其好友们都劝他再上疏申辩，但他却说：“我年已迟暮，如此能以微罪罢归，实属万幸，已知足矣！”这年十月三日，“遂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做了45年官，归里时的行李仍只是数箱图书而已！

　　王渔洋归里后，康熙四十六年山东大旱，家里虽“瓶无储粟”，却谢绝了济东道巡抚宋广业的好意，不具册领赈。四十九年，康熙下旨将因公失误而罢官的王渔洋等六人官复原职，以示格外加恩。圣旨将王置于第一位，可见他在康熙帝心目中的位置。而此时他已是疝气病重，辗转床褥，只得让二儿子启汸带上他的亲笔疏书晋京谢恩。

　　王渔洋一生“不负民”，政绩卓著；但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主要还是他的博大精深的诗作和诗论成就使然。

　　他7岁入小学读书时，读到《诗经》中的《绿衣》、《燕燕》等诗，便“枨触欲涕”，产生一种朦胧的感情，可见他有喜爱诗歌的天性。八岁即私取唐诗诵之，学会了五七言韵语。长兄王士禄见他如此爱诗，就取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诗作，让他手抄、吟诵。长兄推荐的王孟韦柳的这种诗歌风格先入为主的熏陶，对渔洋一生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主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1岁时，祖父命诸孙属对，出的上联是“醉爱羲之迹”，难度颇大，而年龄最小的王渔洋却应声对道“狂吟白也诗”，对得十分对仗工整，受到在场人的一致称赞。12岁时游大明湖即作了《明湖》诗。15岁时已成诗一卷，曰《落笺堂初稿》，由长兄为其序刻。其中的《落叶》、《锦秋湖二绝句》等诗，遣词工丽，气韵婉转，已颇近其成熟之后的诗作，初步显示出王诗的神韵特色。家乡美丽如画、世称小江南的锦秋湖，对孕育诗人的神韵才情，无疑也起了相当的作用。顺治九年王渔洋与长兄晋京会试，一路上诗情淋漓，“每遇邮亭野店，辄题诗壁上。”会试中式后，竟未殿试而归，“始弃帖括，专攻诗。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由此可知其渴望摆脱八股制艺牢笼的束缚而肆力为诗的心情。他广泛学习古人的作诗经验，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诗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诗学基础，使其诗歌创作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其时的诗作《蚕租行十首》，委婉凄凉地叙述了一个因繁重的租税、残酷的逼迫造成蚕农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可以与杜甫的“三吏”媲美。这类诗在渔洋后来的诗作中是不多见的。而这时期他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作还是《秋柳四首》。顺治十四年（1657）秋，王渔洋与当时的齐鲁名士聚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举办秋柳诗社，见“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婆娑摇曳，王渔洋不禁心有所感，赋成《秋柳四首》。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的用典，用难以实指的语言，含蓄模糊的意象组合，创造出了一种朦胧意境，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凋零，有强烈的物过境迁的时代感，与那一时代许多人要表达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的主观要求正合拍，与客观形势亦相适应。所以，此诗引起了广泛共鸣，问世不久，和者即不下百家。从此，王渔洋的诗名饮誉大江南北。这组诗既是渔洋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神韵诗论的代表作，甚至还可以说是他后来成为清初诗坛领袖的奠基石。在清代诗坛上，这首诗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赴扬州任推官，起初虽因未留任京官而心情低落过，但江南山青水秀的美丽风光，正合了他嗜好山水的秉性，南方触目皆是的故国遗迹易于引起他的民族意识的共鸣。在扬州5年，他借公事之暇，遍游江南山水名胜，如南京、苏州、无锡、扬州、如皋　等地的明景都游览过。顺治十八年，因为喜爱太湖中的渔洋山之秀美，竟自号“渔洋山人”。曾有诗曰“拈花悟禅心，……萧然远尘思”，“欲乞五湖长，垂钓将已矣”，才做官几年，竟有了弃官到太湖中永做一钓翁、远离尘俗的想法，可见其迷醉山水之情至深。他爱诗，故也爱交诗友。初至扬州，即谒见了“国朝两大家”的吴伟业，吴对他十分赞赏，称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王公真天才也”；他以诗及“典远谐则”的诗论贽于两朝诗坛领袖钱谦益，钱一见即欣然为其诗作序，中有“与君代兴”之语，即已言明将来诗坛盟主定是王渔洋无疑。王渔洋感激钱氏赏识之情，没齿不忘，后来在其《古夫于亭杂录》中说道，虞山钱先生“真生平第一知己也”。王渔洋所交诗友并非只有名流，而是遍及各行各业，甚至有乞丐。他还乐于提携后进、布衣诗人，只要有一篇之胜，或一言可采，都予以鼓励和扬诩。还与遗老逸民诗人交友唱和。顺治十八年因公赴南京，住布衣丁继之家，听丁讲述秦淮旧事，渔洋写成《秦淮杂诗》20首。举行了许多大型的诗歌唱和活动，如康熙元年春的修禊红桥，袁于令等诸名士参与，王渔洋赋《浣溪沙》三阕，其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句大江南北广为流传，还有绘为图画者；三年的红桥唱和之会更盛，90岁高龄的林古度都从南京渡江赶来参与。渔洋再赋《治春绝句》20首，和者绢素横飞。扬州红桥也因此声名大彰；四年春，在如皋冒襄家又举行了水绘园修禊，85岁的老诗人邵潜及毛师柱等人都参加了，渔洋立成七言古诗十章，事后刻《水绘园修禊诗》。这一些都奠定了王渔洋在东南诗坛领袖的地位，为其后来成为一代诗坛宗主铺平了道路。

　　入京后，常与龚鼎孳等京师名诗人唱和；康熙八年，其《渔洋集》（1300多首诗）刊行，名震京师；十一年典四川乡试，得诗300余首，结为《蜀道集》。因受江山之助和两宋诗的影响，“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狮子搏象，皆用全力也。”又连续刻《八家诗选》、《十子诗略》等，引起了朝野关注，台阁重臣李蔚、张英、冯溥等都以王渔洋诗为最；魏象枢、施愚山等人，每有诗作，必让其指瑕改定。魏象枢说：“吾仕京师三十年，惟心折一阮亭耳！”十七年，被康熙帝试以诗称旨破格简拔入值南书房后，曾征其诗300篇谓《御览集》，阅后评曰“作诗甚佳”，这就从一国之君口中明确承认了王渔洋的诗坛领袖地位。二十三年祭告南海，又得诗300余篇，辑为《南海集》，陈恭尹评云：“虽不及蜀道之宏放，而天然处乃反过之。”二十四至二十九年，父去世在家守制期间，编就《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为其神韵诗论作了形象的注脚。三十四年集甲子使粤以前及丁卯以后诗、庚午以后杂文为《蚕尾集》十卷。三十五年祭告西岳、西镇、江渎，得诗100首，结集曰《雍益集》，曾自述道：“无复当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然览古兴怀，得江山之助，生色有加。”三十九年，仿效黄庭坚《精华录》编定自己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四十三年集乙亥迄甲申官户部侍郎至刑部尚书的京邸之作为《蚕尾续集》。在京为官期间，还有《池北偶谈》、《居易录》等著作。

　　罢官归里后，“闭门著书，不以一字通朝贵。”又成《古夫于亭稿》、《蚕尾后集》、《诗话》等诗作、诗论著作；还有《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等笔记著作；又据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选》精选900余首成《唐诗绝句选》，进一步归结和重申其神韵诗论是其一生的主导思想。康熙四十九年，歙县程哲兄弟致书王渔洋，征其诗文，汇为全集，刻版印行。时渔洋已病不能起，便于枕上口授，让其子启汧查检朗诵，详加去留，编次为92卷，据御赐“带经堂”名命曰《带经堂集》。五十年五月十一日王渔洋于故里逝世，享年78岁。一代诗宗陨落了，举国文坛名士无不悲惋。如蒲松龄含泪吟诗四首，以示悼念，其中第一首有句云：“儒林道尽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再如渔洋的门生孔尚任，亲赴新城吊唁，即使是与渔洋诗论针锋相对的赵执信也恸哭曰“典型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