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淄博市积极响应号召，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特别是2022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全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推出了一批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研究作品。为充分展示淄博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有为、再创佳绩，特选取部分优秀研究成果予以刊登。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

　　【摘要】本研究对淄博市233名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家庭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收入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以及人际关系情况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其中，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为主要影响因素。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处于较高水平，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为影响因素。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为影响因素。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但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要多措并举，多角度出发，不断提升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以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 亿，占总人口的13.50%。山东省总人口数超1亿，60岁及以上人口占20.9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13%。淄博市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09.32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3.24%；65岁及以上人口77.6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6.49%，老龄化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老龄化形势严峻。

　　据预测，至2035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老龄化问题的突出加剧了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压力，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同时，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压力等。而我国在医疗社会保障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仍存在较多不足，不利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2]。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WHO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健康老龄化”计划[3]，健康老龄化定义为“促进并维持老年阶段健康生活的功能性能力”，实施健康老龄化策略，既体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也可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4-5]。我国通过《“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等政策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实施。

　　健康老龄化关注的是老年人生命全过程，积极实施健康老龄化策略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其所关注的生命质量不仅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还体现在社会功能以及行动能力的健康等方面[6-7]。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反映了其生活质量，是老年人对于个体生活质量的一个总体评价指标[8]。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步入衰退阶段，健康水平日益下降，常会出现多种慢性疾病以及老年特有疾病[9]，老年人易出现忧虑、抑郁等情绪，这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对研究和促进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10]。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整体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广大民众福祉的深远影响，并明确了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升老年人群体的满足感、幸福感以及内心的安全感。202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则具体指出了构建全面覆盖所有老年人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紧迫性，这一体系的建设目标在于不断提升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确保他们能够享有更加充实、安宁的晚年生活。“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关键措施。

　　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同人口学特征之间，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且既往较少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以淄博市为例，探究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供现实依据，对区域养老事业的发展和增强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现状

　　1.2.1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目前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Bradburn从情感层面出发，指出幸福感是正负情感相互平衡的结果，如果个体感受到的正性情感大于负性情感，就会体验到较高的幸福感[11]。Andrews等随后于1976年从认知层面做出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指出主观幸福感即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也就是对总体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12]。Diener等人将以上两者的观点综合起来，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内在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认知成分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有关，而情感成分指的是人们经历积极和消极情感的频率[13]。此概念在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引用。国内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界定基本与Diener一致。

　　1.2.2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国内外关于测评主观幸福感的工具种类较多，目前主观幸福感的测评工具主要是以自评量表为主。根据量表测量成分的不同可分为：情感式量表、认知式量表以及综合式量表三种。

　　情感式量表：主要通过测评个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来反映SWB。主要包括：《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14]和《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都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部分。这两个量表适用性较强，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也得到了很好地验证[15]。但是，此类量表只能通过情绪的好坏来反映主观幸福感，忽略老年人心理的认知历程。

　　认知式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Life Satisfaction Index，LSI）用来评定个体目标的达成程度[16]；《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测量生活满意度等[17]；还有《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表》[18]《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19]从不同的维度测量主观幸福感。此类量表均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但主要通过题目反映出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生活满意度，测量范围局限。

　　综合式量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The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 found 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分为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和负性体验4个维度[20]；《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该量表除了对幸福感的评价，还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等6个分量表[21]。这些量表综合测评个体的情绪、对生活的体验和满意程度，测评内容更加全面。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测评工具最常用的是1999年刘仁刚和龚耀先翻译与修订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该量表主要针对老年人设计，适用性较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2]。

　　1.2.3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主观幸福感一直是积极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早期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研究、理论研究、量表研究等方面，对青少年、老年人、社区居民、学生、病人等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大量研究表明，SWB 在维护身心健康、降低抑郁和自杀倾向的发生率、缓解心理压力、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3-25]。

　　多位学者研究显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不容乐观[26-27]。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慢性病、多病共存的情况增多。健康状况的下降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使他们更容易感到无助、疲惫和痛苦，从而降低幸福感[28]。老年人由于退休、子女外出工作或成家等原因，社交圈子可能逐渐缩小。社会角色的改变和社交活动的减少使得老年人容易感到孤独和被社会边缘化，这种孤立感会显著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再加上，失去亲人、朋友或配偶使得他们的人际支持体系减少，导致他们的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进一步削弱幸福感。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可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受到重视。这种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感的下降，会让一些老年人感到失落和自我认同的缺失[29-30]。

　　主观幸福感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其影响因素是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以下将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这些因素加以概述。

　　客观因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居住地、健康状况等一般人口学因素的影响[31-32]。但也有学者指出性别、民族、是否独居、是否吸烟、是否饮酒、婚姻状况等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27]。王阿妮和赵广川研究指出，年龄因素对老年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31]。马温远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会呈现上升趋势[27]。也有学者研究发现，老年人进入高龄阶段后，由于老年人的自身老化，无法处理生活中问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会降低[33]。潘泽泉等研究指出沐泽玥等研究显示，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有配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未婚、离婚、分居或丧偶的老年人；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34]。但潘泽泉研究表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城乡之间显著差异，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35]。司明舒等对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研究表明，经济收入水平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这与Sacks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36-37]。刘研研的研究发现，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水平均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8]。杨晓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研究指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优于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39]。袁晓梅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比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感觉更幸福[40]。寇心如研究指出与丧偶的老年人相比，有配偶的老年人感到更幸福[41]。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家庭结构方面，多子女的老年人比子女少或者无子女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与独居老年人相比，与子女合住或配偶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独居老年人[42-43]。

　　主观因素：在探究主观幸福感与客观因素关联的同时，研究者们也深入主观因素的层面进行了探索。诸如自尊[44]、自我效能感[45]、焦虑、抑郁[46]、心理韧性[47-48]、乐观及希望[49]等人格特质，均可能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特别地，心理韧性被发现能正向预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即心理韧性越强，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此外，孤独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体育锻炼、互联网的使用等因素同样对主观幸福感有所影响。李璐的研究揭示，孤独感可作为预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指标[50]。龙苏兰等研究指出，老人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关系密切。面对老年时期的各种挑战，积极应对方式可正向预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消极应对方式可负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51]。社会支持指个体从亲人、同伴或组织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对个体的思维以及情感具有调控作用[52]。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良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增加自杀风险。社会支持不仅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对应激起缓冲作用，而且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53]。董芳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54]。因此，拥有相对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能够帮助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增加自我恢复的能力，降低孤独感和患抑郁风险，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55]。当今中国社会，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显著，伴随着网络技术的持续革新，中高龄人群对网络使用的需求亦日益增长。然而，老年群体在融入网络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如数字鸿沟等生活的挑战[56]。林子博与蒋亚丽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并且，互联网的使用还能通过改善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57]。适度的体育锻炼能够使大脑便会释放愉悦感的信号，人们会感到身心愉悦，继而获得一定的幸福感[58]。张小雨研究表明，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59]。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其生活意义的认知与感悟程度，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不仅关乎生存，而且对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Bashe的研究表明，在老年时期，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适应性的保护机制，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在多个生活维度上均展现出相关性[60]。Zhang的研究进一步揭示，生命意义感体验较少的人往往幸福感也较低，而高幸福感个体则更可能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意义感，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61]。马燕的研究则深化了这一认识，指出生命意义感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力，并能有效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62]。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却大多只是确定哪些因素有影响，较少进一步分析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效能感在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现有关于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都是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然而，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在老年人群体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检验。因此，本研究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探索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1.3 相关理论基础

　　1.3.1 情绪认知理论情绪认知力理论（The 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是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认为情绪的产生源于对刺激情境或事物的评估。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是拉扎鲁斯的认知评估理论，该理论属于情绪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评估会导致情绪的产生。认知评估是指个人对环境中的刺激进行的主观评估。它分为初级评估和次级评估。人们评价诱发事件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情绪。因此，对同一诱发事件的不同评价会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情绪，如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在面对威胁性和挑战性的评价时，人们往往会采取一些行动或措施来应对，包括降低、避免、容忍和接受这些压力条件，并试图控制刺激事件[63]。

　　1.3.2 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acy theory）由班杜拉提出。他认为，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对自己影响和控制环境的能力的信念。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一定的经验或信息为依据，是个体对自己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效验的主体自我判断。自我效能在个人选择活动以及参与活动时的努力程度方面发挥着作用，从而影响行为结果。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应激状态、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反应密切相关。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可能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挑战，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则可能产生消极情绪。自我效能理论在教育、企业管理、心理咨询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64]。

　　1.3.3 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于 1943 年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动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需求则是动机的基础和源泉。因此，满足人的需要，尤其是高层次的需要，对人的幸福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该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更高级的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满足人的需要对人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层次需要的产生是以低层次需要的基本满足为条件的，只有追求和满足高层次的需要，才能使人更加充实和幸福[65]。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1.4.1 研究目的

　　探讨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从一般人口学特征、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等方面研究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深入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提高人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注度，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提供现实依据，为健康老龄化提供策略和建议。

　　1.4.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虽然目前国内针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大多只是确定哪些因素有影响，较少进一步分析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本研究以深度老龄化的淄博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聚焦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进一步探索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从而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体系起到补充支撑作用，完善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构架，从社会学和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索如何改善和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角度，为健康老龄化道路的开展提供思考框架。

　　现实意义：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索了提高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应措施，针对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愉悦，改善生活质量提出有效的实践建议，为政府部门、医护人员、养老机构等制定相关政策和干预策略提供有益的指导，以确保老年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1.5 研究创新点

　　1.5.1研究对象创新：以往的文献针对淄博地区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未见报道。

　　1.5.2研究内容创新：以往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青少年、大学生、心脏病病人，关于老年人这一特定群体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复杂影响的研究未见报道。

　　1.5.3研究角度创新：本课题以健康老龄化为背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研究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复杂影响。

　　第2章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调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并探讨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H1：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

　　H2：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两两正相关；

　　H3：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3年11月-2024年1月，采用社区拦截法抽样，选取淄博市233名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2.2.1 纳入标准

　　①年龄≥60岁；

　　②精神无异常，可以进行正常沟通；

　　③可以熟练使用手机填写问卷或者由调查组协助完成问卷；

　　④自愿参与本次调查。

　　2.2.2 排除标准

　　精神异常、重大身体疾病或认知障碍老年人。

　　2.3 研究方法

　　2.3.1 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运用中国知网、Pubmed、谷歌学术、ProQuest等数据库，对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eing）、老年人（older adults）、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查阅相关研究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为本研究确立研究思路，形成研究假设提供基础。

　　2.3.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社区拦截法抽样，在社区由调查员面对面使用问卷星小程序辅助问卷调查收集信息。调查前向老年人介绍调查目的和内容等信息，老年人同意填写即为知情同意。问卷共包括4个部分：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主观幸福感（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生命意义感（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问卷）、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老年人通过小程序自行填写了255份问卷，并全部回收。在这些回收的问卷中，233份是有效的，有效回收率达到了91.4%。

　　2.3.3 研究工具

　　2.3.3.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咨询相关专家，研究者自行设计，问卷条目有：性别、年龄、职业类型、家庭居住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以及人际关系情况。

　　2.3.3.2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该量表主要被应用于评价老年人的精神卫生状况，刘仁刚等人[22]于1999年对该量表进行修订，从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和负性体验四个方面评价主观幸福感水平。共有24个条目，采用0、1、2分级计分方式，得分范围在0到48分之间。老年人分数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总分大于36分，说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小于12分则说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8。

　　2.3.3.3 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用于测量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MLQ量表于2006年由Steger等人[66]编制， 共10个题目，主要用于测量个体的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其中第1、4、5、6、9题用于测量个体的生命意义寻求，第2、3、7、8、10题用于测量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该量表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每道题在“1=完全不同意”和“7=完全同意”之间计分，其中包含一道反向计分题，为第9题。分数越高表示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9。

　　2.3.3.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用于评估老年人的一般自我效能感，GSES量表由Schwarzer等人[67]编制，本研究所用量表为2001年王才康等人[68]所翻译修订的中文版本，共10个题目，该量表采用Likert4级计分法，每道题在“1=完全不正确”和“4=完全正确”之间计分。总分范围设定在10分到40分之间，而国际普遍标准或常模成绩为28.6分[69]。根据这一标准，自我效能感具体水平被细分为：10分到20分之间，为低水平；分数在21分到30分之间，则表示中等水平；若分数达到31分到40分，则代表自我效能感处于高水平。分数越高表示老年人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8。

　　2.3.4 资料收集

　　（1）知情同意

　　征得调查所在社区与研究对象的同意与配合后，遵循知情同意的伦理原则，向研究对象针对此次研究的目的、方法、意义进行详细解释说明，告知研究对象调查人员的身份，取得其自愿配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开始调查。

　　（2）调查人员培训

　　在进行调查前，为减小调查偏倚，对本次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熟悉本次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意义，充分理解问卷各个条目的内在含义，规范调查用语，对在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充分预估并及时解决，确保调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问卷发放

　　调查人员在发放问卷时，使用统一的引导语来表述问卷填写方法，引导研究对象本人填写问卷，并对研究对象存在疑问的地方给予一致的指导和解释。研究对象本人无法填写问卷者，由调查人员向研究对象转述问卷条目内容并协助填写，每名研究对象的调查时间约为15-20分钟。

　　（4）问卷回收

　　研究对象问卷填写完成后，由调查人员现场及时收回并检查，如发现错误及时核实并进行纠正，发现遗漏及时补充。

　　2.3.5质量控制

　　（1）先进行预调查，及时进行合理地修改与完善所发现问题后再开始正式调查。

　　（2）调查人员调查前应进行全面统一的培训，充分理解问卷各条目的含义。

　　（3）研究对象的选取要严格遵守本研究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4）现场调查前向研究对象详细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方法、意义，告知保密性原则。

　　（5）调查形式为面对面访谈，问卷填写完成后要立刻回收。

　　（6）调研完毕后要整合问卷，把错漏降到最低，撤出不达标问卷。

　　（7）双人进行数据录入工作，保证录入数据的精准性。

　　2.3.6伦理原则

　　严格遵循保密原则收集和保存数据，保证不泄露研究对象的隐私。调查研究过程中，向调查人员和研究对象详细地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告知研究对象自愿参加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仅用于本研究。

　　2.3.7统计分析

　　核对数据资料无误后，使用SPSS 26.0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采用双人录入的方式，并进行认真核对，应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1）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使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来检验老年人的一般特征变量在所研究变量间的差异，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检验做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3）采用回归分析探索各研究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4）采用PROCESS 宏中的 Model4，对变量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2.3.8技术路线

　　第3章研究结果

　　3.1 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次研究所调查的233名淄博市老年人中，男性93人，占比39.9%，女性140人，占比60.1%。61.4%的老年人年龄介于60-69岁之间，70-79岁之间的老年人有57人，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33人，占比14.1%。户籍所在地为城市的老年人有180人， 占比77.3%，22.7%的老年人户籍所在地为农村，为53人。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有6人，占比2.6%，初中水平的有30人，占比12.9%，39人为高中及中专文化，占比16.7%，67.8%的老年人文化水平为大专及以上，为158人。164名老年人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比70.4%，8名老年人从事工商个体、服务行业，占比3.4%，3人为工人，占比1.3%，8人就职于企业，占比3.4%，39名老年人为农民，占比16.7%，11人从事于其他行业，占比4.7%。大部分老年人为已婚，有222人，占比95.3%，6人离异，占比2.6%，5名老年人丧偶，占比2.1%。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27人，占比11.6%，24名老年人家庭月收入在2001-4000元之间，占比10.3%，30名老年人家庭月收入为4001-6000元，占比12.9%，65.2%的老年人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上，为152人。109名老年人身体健康，占比46.8%，69名老年人身体较健康，占比29.6%，46名老年人身体状况一般，占比19.7%，9名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差，占比3.9%。在社会支持情况方面，129人社会支持情况好，占比55.4%，68人社会支持情况较好，占比33.5%，32人社会支持情况一般，占比13.7%，社会支持情况为较差和差的老年人均为2人，占比各占0.9%。人际关系情况好的老年人有132名，占比56.7%，78名老年人社会支持情况较好，占比33.5%，21名老年人人际关系情况一般，占比9.0%，各有1名老年人人际关系情况为较差和差，占比均为0.4%，详见表1。

　　3.2 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233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6.13±8.54）分，高于全国常模[70]（28.70±10.72）分。正性情感得分为（7.39±2.42）分，负性情感得分为（2.11±2.44）分，正性体验得分为（9.86±2.93）分，负性体验得分为（3.02±3.02）分，详见表2。

　　3.3 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基本情况

　　233例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得分为（52.59±11.09）分，生命意义寻求得分为（26.35±5.59）分，生命意义体验得分为（26.24±6.69）分，详见表3。

　　3.4 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基本情况

　　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8.79±5.79）分，详见表4。

　　3.5 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单因素分析

　　将淄博市老年人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在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5。

　　3.6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单因素分析

　　将淄博市老年人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以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在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方面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其它因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6。

　　3.7 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单因素分析

　　将淄博市老年人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以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在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方面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其它因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7。

　　3.8 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3.8.1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正相关（r=0.464，P＜0.001），结果详见表8。

　　3.8.2 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正相关（r=0.417，P＜0.001），结果详见表9。

　　3.8.3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生命意义感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呈正相关（r=0.650，P＜0.001），结果详见表10。

　　3.9 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多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人际关系情况）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进入回归方程（F=16.302，P＜0.001），共解释总变异的31.6%，见表11。

　　3.10 生命意义感对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对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显著（F=63.263，P＜0.001），生命意义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预测力为21.5%，详见表12。

　　3.11 自我效能感对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一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对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显著（F=48.496，P＜0.001），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预测力为17.4%，详见表13。

　　3.12 生命意义感对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以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对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显著（F=169.323，P＜0.001），生命意义感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预测力为42.3%，详见表14。

　　3.13 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验证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作用。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4对变量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首先，将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效能感代入方程，检测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β=0.650，P＜0.001），第二步，将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代入方程，检测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β=0.464，P＜0.001），第三步，如果以上两个回归模型均显著，则同时纳入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β=0.334，P＜0.001）和自我效能感（β=0.199，P＜0.0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结果详见表15。

　　采用 Bootstrap 的方法对模型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应用 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Model4对数据进行分析，样本量选择5000，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置信区间设置为95%，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对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生命意义感不仅能对主观幸福感起直接效应作用，而且能通过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起中介效应作用，该直接效应（0.257）和中介效应（0.100）分别占总效应（0.357）的71.99%和28.01%。详见表16。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间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第4章讨论

　　4.1 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淄博市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6.13±8.54）分，老年人整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高于全国常模，与王棹等[71]的研究结果相符。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过去相比，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幸福感来源于纵向比较，生活质量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随之提高。淄博市齐文化历史悠久且有丰富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老年人多年来耳濡目染经历，见证了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老年人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感提升，增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近年来，淄博市全力打造“齐乐养”淄博幸福养老新标杆，着力于多层次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整体幸福感水平得到提高。

　　4.2 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淄博市社区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得分为（52.59±11.09）分，生命意义寻求得分为（26.35±5.59）分，生命意义体验得分为（26.24±6.69）分，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处于较高水平。淄博市是一个注重民生和养老服务的城市，一直积极推动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融合发展，家庭是老年人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而社区则通过提供各类养老服务、活动场所和社交机会，增强了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和归属感。这种家庭与社区的双重支持体系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近年来，淄博市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养老政策、制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延伸养老服务资源等措施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养老服务。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怀和尊重，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生命意义感。

　　4.3 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8.79±5.79）分，为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国际常模28.6分。老年人通过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持续的学习与参与社会活动，形成了较强的自我效能感，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包括健康管理、社交互动以及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等。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还促进了身心健康。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与医疗水平的提升，部分老年人能够保持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其自我效能感相对较高，这些老年人通常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从中获得情感慰藉与实际帮助，从而进一步增强其自我效能感。淄博市在应对老龄化挑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推广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等，这些举措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通过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与归属感，可以有效缓解其因年龄增长而带来的心理压力，促进其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4.4 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4.4.1 社会支持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表明[72]，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情况好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9.77±6.87）分，而社会支持情况差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26.50±7.78）分，社会支持情况好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分数高，这与魏强等[73]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多，其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等更为和谐，其负性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主观幸福感得以提高。支持充足的社会支持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有很大帮助，是影响成功老龄化的关键因素[74]。因此，要重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需求，鼓励老年人多参与社会活动，家人、朋友和邻居等可以多给予老年人鼓励、关心和帮助，社区可多举办适合老年人的兴趣活动，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正性情感和正性体验。

　　4.4.2 人际关系情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人际情况好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9.22±7.26）分，而社会支持情况差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21.00±0.00）分，人际关系情况越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分数越高。赵泽华[75]研究发现，老年人人际关系困扰水平的降低会增加主观幸福感。近些年来，经济科技快速发展，交通更加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互联网快速发展，因此，创新构建数字化养老模式，鼓励老年人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4.4.3 其他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起主要影响作用。除此之外，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和健康状况也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本研究显示，户籍所在地为城市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老年人，这与沐泽玥等[34]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相对于农村，经济更发达，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更加完善，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高于农村老年人，农村地区条件相对落后，子女们大多外出务工，农村老年人缺少子女陪伴，增加了负性情绪和负性体验，从而使得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

　　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与Ryff等[76]研究观点相似。文化程度越高，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可能较为优越，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生活水平处于较高层次；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自我实现感和获得感越强，这也使得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到提高。

　　本研究表明，职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职业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职业为农民或工人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中工作的老年人社会地位较高，收入水平和自我实现感较高，生活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人员，退休后都有较为稳定的退休金，有较好的养老保障，农民、工人退休后收入缺乏稳定保障，从而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显示，家庭月收入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77-78]。收入水平对衡量主观幸福感起关键作用[79]。家庭月收入越高，其生活质量越高，较高的收入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对心理状况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经济问题带来的负性情绪。家庭收入低，会影响其生活水平，基本需求可能无法及时得到满足，造成生活上和心理上的负性体验，幸福感随之降低。

　　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会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身体状况为健康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8.85±7.80）分，处于高水平，而身体状况为较差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为（23.44±10.69）分，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与胡洪曙等[80]研究观点基本一致。健康状况会影响心理情绪，身体状况较差会带来一些负性情感；健康状况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生活质量会有所下降，产生负性体验。

　　4.5 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4.5.1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生命意义感强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受到幸福感。拥有强烈生命意义感的老年人，倾向于将生活经历视为个人成长与实现价值的机会，即便面对身体功能下降，也能从中找到继续贡献社会或家庭的新途径，进而感受到生活的充实与满足。生命意义感较高的老年人往往能够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变化，从而体验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生命意义感为老年人提供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和方向，增强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与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了积极情感的产生与维持；另一方面，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探索与理解有助于老年人形成更为成熟和稳定的自我认知，提高了他们应对生活压力的能力与韧性，从而减少了消极情感的出现。因此，需多关注并支持老年人寻找和重塑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培养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维持活跃的社会角色，实现晚年生活的价值与满足感，最终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持续提升。

　　4.5.2 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自我效能感的老年人往往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境，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并因此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种正向的关联机制可能通过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控制感、提升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以及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等途径实现。老年人若能保持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往往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如健康问题、社交变化等，从而体验到更高层次的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在个体面对困难时会提供强大的心理动力，帮助老年人更加自信地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进而促进积极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拥有高自我效能感的老年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这种信念有助于他们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和坚韧，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不仅是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促进其主观幸福感、优化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策略。我们要多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通过提供适当的支持、鼓励和认可，帮助他们建立和维护积极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在晚年生活中实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4.5.3 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自我效能感的老年人，往往更加坚信自己能够影响和改变生活，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探索生活的意义，从而在晚年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价值感和满足感。相反，自我效能感较低的老年人可能对生活持消极态度，缺乏探索生活意义的动力，导致生命意义感相对较弱。自我效能感强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将生活中的挑战视为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他们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解读生活事件，从而更容易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不仅有助于他们应对生活中的困难，还能提升他们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因此，在老年心理健康的促进与干预中，重视并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探索并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心理健康和生命质量。

　　4.6 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不仅能对主观幸福感起直接效应作用，而且能通过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起中介效应作用。生命意义感通过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间接提升了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更加自信与从容，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自身资源，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应对问题。这种积极的应对方式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能够增强个体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此外，自我效能感还通过影响个体的思维过程、动机水平及情绪反应等方面，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深远的影响。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临困境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归因方式，将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而非威胁，从而保持乐观的心态与稳定的情绪。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与不确定性，提升其整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使个体在面对生命挑战时更加坚韧与乐观。

　　第3章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升策略

　　5.1 强化社会支持网络，营造温馨社区家园

　　社会支持网络是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一个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对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出发，构建全面的社会支持体系。

　　5.1.1 构建多层次社会支持体系

　　5.1.1.1 政府主导，政策引领

　　政府应当积极行动，不断完善涉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基础上结合本省实际进一步细化老年人各项权益保障，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各类保障；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措施和优待老年人的政策措施，明确权益范围，加大保护力度，为老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安全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安享晚年。

　　5.1.1.2 社区为依托，服务到家

　　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场所，应当扮演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区应当设立多元化的设施，不仅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应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医疗保健、社交、娱乐和学习等多方面的活动需求。通过这样全面而细致的设施布局，社区能够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温馨家园。

　　5.1.1.3 社会组织参与，专业助老

　　政府应积极鼓励并全力支持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以及非营利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通过政策引导与扶持，促进这些组织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专业、细致且贴近需求的服务。这不仅能够丰富养老服务的供给，还能有效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得到更好地关怀与照顾。

　　5.1.2 加强邻里关系建设

　　5.1.2.1 举办邻里活动，增进情感交流

　　社区应当承担起促进邻里和谐、关爱老年人的责任，定期组织各类丰富多彩、适合老年人参与的邻里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增进邻里间的相互了解和深厚友谊，还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通过这样的举措，我们可以为老年人营造一个更加温馨、和谐的居住环境，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5.1.2.2 建立邻里互助机制，强化日常关怀

　　积极倡导并践行“远亲不如近邻”的温馨理念，鼓励邻里间组建互助小组，以此构建一个紧密相连、互为支撑的社区支持网络。这一机制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应积极开展相互帮助与关怀活动，涵盖购物协助、就医陪同以及日常陪伴聊天等多方面内容。通过这样的实施策略，我们旨在不仅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更确保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来自身边邻里的温暖关怀与实质性支持，从而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和谐、温馨的居住环境。

　　5.2 提升自我效能感，激发内在生命活力

　　5.2.1 促进终身学习，丰富精神世界

　　5.2.1.1 开设老年大学，提供教育资源

　　高度重视并加大对老年大学的投入力度，致力于丰富其课程设置，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学习需求。这意味着，政府应支持老年大学开设涵盖文化、艺术、科技、健康等多个领域的课程，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享受学习的乐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美好愿景。

　　5.2.1.2 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智慧生活

　　通过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养老，真正让技术为老年人所用，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一环。引导老年人学习并熟练使用数字设备，掌握必要的网络操作技能，以便他们能够充分享受数字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为此，政府可以组织专门的培训班或讲座，为老年人提供系统、易懂的数字技能培训，让他们在信息时代中同样能够游刃有余，享受美好生活。

　　5.2.2 强化成就体验，增强自信心

　　5.2.2.1 设立老年人智囊团，助力社区基层治理

　　邀请老干部老同志加入社区智囊团，充分发挥他们在社区基层治理、乡村共建共治等方面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通过提供平台与机会，让这些老年人就社区发展管理、乡村振兴等问题建言献策，不仅能够有效传承和发扬他们的宝贵经验和智慧，还能为社区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美好愿景。

　　5.2.2.1 推广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正能量

　　鼓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志愿服务岗位和机会。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老年人不仅能够帮助他人、实现自我价值，还能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成为社区和社会的宝贵财富。这样的政策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还能营造更加和谐、温暖的社会氛围。

　　5.3 深化生命意义感，实现老有所为价值

　　5.3.1 强化家庭支持，传承孝道文化精髓

　　5.3.1.1 弘扬家庭美德，倡导尊老敬老风尚

　　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全面强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爱意识。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体渠道，广泛宣传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和现实意义，同时在学校、社区等场所开展专题教育活动，让尊老敬老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从而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5.3.1.2 加强代际沟通，增进情感联系纽带

　　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之间加强沟通与交流，给予他们更多的情感支持和陪伴，让老年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关怀。为此，可以通过开展家庭互动活动、推广家庭关怀文化等方式，促进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倡导年轻人虚心向老年人学习人生经验和智慧，传承和发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庭和社会氛围。

　　5.3.2 鼓励社会参与，发挥余热才智

　　5.3.2.1 拓展老年活动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为老年人打造更加多元、丰富的活动平台，涵盖文艺、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让他们在参与中充分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深远意义。这意味着，政府各部门需要建设更多的老年活动中心，组织各类兴趣小组和俱乐部，举办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让老年人在参与中陶冶情操、锻炼身体、增长见识，享受充实而多彩的晚年生活。

　　5.3.2.2 践行积极老龄观，赋予老年生活新意义

　　积极推行“银龄行动”，引导老年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参与家庭、社区及社会发展的各项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参与文明实践、公益慈善、志愿服务以及科教文卫等多元化事业的提供支持。老年人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经验和智慧的优势，为社会和他人做出宝贵贡献，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同时深化对生命的意义感，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5.4 综合施策，形成幸福提升合力

　　5.4.1 加强跨部门协作，形成政策合力效应

　　政府各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老年人幸福生活的建设。各部门需要打破壁垒，共享资源，协同制定和执行针对老年人的政策与措施。我们应当深入了解和关注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从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出发，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确保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得到全面、有效地保障。

　　5.4.2 注重科研与实践结合，持续优化服务模式

　　鼓励科研机构深入开展老年人幸福感的相关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分析，探索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府应推动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政策和服务模式，确保政策和服务能够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5.4.3 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培育敬老爱老助老社会氛围

　　媒体应承担起宣传重任，聚焦于老年人在各个领域中的积极活动、生活智慧以及他们为社会和家庭所带来的宝贵经验和正面价值，以生动的报道和故事形式，深入展现老年人在社会、家庭中的独特魅力和重要贡献。同时积极倡导全社会关注、关爱老年人，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弘扬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共同营造一个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

　　综上所述，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任务。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也需要共同努力和协作，形成政策合力，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温馨、和谐、有意义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和满足。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研究对象为淄博市社区老年人，仅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分析了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在今后研究可采用干预性研究、队列研究等方法，扩大样本量和样本范围进行研究。

　　结 论

　　1.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为主要影响因素。

　　2.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处于较高水平，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为影响因素。

　　3.淄博市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会支持情况和人际关系情况为影响因素。

　　4.淄博市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

　　5.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6.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要多措并举，多角度出发，提升淄博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张晓.生活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河北大学,2023.DOI:10.27103/d.cnki.ghebu.2023.001136.

　　[2]李彦如.基于积极老龄化理念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科技学院,2021.DOI:10.27840/d.cnki.gzjkj.2021.000286.

　　[3]Diener,Ed.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 2000, 55(1):34-43.DOI:10.1037/0003-066x.55.1.34.

　　[4]王翠.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社会参与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5]Chunhao,Dai,Shaojian,et al.World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J].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2019.

　　[6]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D].南京师范大学,2003.

　　[7] Baltes P B , Baltes M M .Successful aging: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uccessful aging: 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M]. 1990.

　　[8]张顺泉,陶明,吴惠娟,等.离退休干部主观幸福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01):38-39.DOI:10.13342/j.cnki.cjhp.2001.01.021.

　　[9]王小凤.可能心理学视角下城市社区老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24):6264-6266.

　　[10]王娜娜.健康老龄化视角下对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D].延边大学,2022.DOI:10.27439/d.cnki.gybdu.2022.000990.

　　[11]Bradburn,N.M.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69.44(3):139-157.

　　[12]Andrews, F. M., & Robinson, J. P.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1991,1(3), 61-114.

　　[13]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95, 542-575. DOI: https://dx.doi.org/10.1037/0033-2909. 95.3.542

　　[14]Watson, D,Clark, LA, Tellegen, A.(1988).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15]Neugarten B L, Havighurst R J, Tobin Sheldon S. The measurement ofLife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61, 16(2): 134-143.

　　[16]Hoyt, D. R., & Creech, J. C.The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A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ritique.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3,38(1), 111-116.

　　[17]Diener, E. D.,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1), 71-75.

　　[18]邢占军.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19]陈彤.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J]. 兰州学刊，2009 (6)：120-122.

　　[20]Kozma A, Stones M J. The measurement of happiness: Development of the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MUNSH)[J]. Journalof Gerontology,

　　1980, 35(6): 906-912.

　　[21]Dupuy, H. J.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of Life Aspects of Treatment[J], Care & Rehabilitation. 1977.

　　[22]刘仁刚，龚耀先.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的试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02)：

　　3-5.

　　[23]NAJAM UL HASAN ABBASI,ALI RAZA.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Pakistani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College,2022,41(12):23-30. DOI:10.16276/j.cnki.cn51-1670/g.2022.12.004.

　　[24]Ghahramani, S., Jahromi, A. T., Khoshsoroor, D., Seifooripour, R., & Sepehrpoor,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appiness in medical students.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2019,31(1), 29.

　　[25]Furrer A, Michel G, Terrill A L, et al.Model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pain and a physical disability: the role of pain control and pain catastrophizing. Disabil.Rehabil, 2019.41:498-507.

　　[26]金羽阳.养老院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小组工作介入[D].扬州大学,2023.DOI:10.27441/d.cnki.gyzdu.2023.002375.

　　[27]马温远.长春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吉林大学,2023.DOI:10.27162/d.cnki.gjlin.2023.004574.

　　[28]杨诗彤,王玉洁,蒋俊佳,等.老年人社会网络类型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24,40(06):518-524.DOI:10.16168/j.cnki.issn.1002-9982.2024.06.008.

　　[29]骆冬怡,黄瑶,钟雪怡,等.感恩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J].全科护理,2024,22(12):2230-2233.

　　[30]冯潜熙,李巍,朱萍,等.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阶层认同和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J].医学与社会,2024,37(06):123-129.DOI:10.13723/j.yxysh.2024.06.018.

　　[31]王阿妮，赵广川. 老年主观幸福感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9，

　　35(12)：99-102.

　　[32]韩瑜,李转珍.社区老年冠心病高危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2021,19(12):762-766.DOI:10.19790/j.cnki.JCM.2021.12.11.

　　[33]Hubbard RE, Goodwin VA, Llewellyn DJ, et al. Frailt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J].Arch Gerontol Geriatr, 2014, 58(3):364-369. DOI:10.1016/j.archger.2013.12.008

　　[34]沐泽玥,胡欣慧,杜宏洋,等.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月刊,2023,18(18):7-10.DOI:10.19738/j.cnki.psy.2023.18.002.

　　[35]潘泽泉,王艺璇,聂君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2023,45(02):164-174.DOI:10.13950/j.cnki.jlu.2023.02.019.

　　[36]司明舒,冯倩,邵梅英,等.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23,40(03):373-376.

　　[37]Sacks D W, Stevenson B, Wolfers J.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0, (10): 561-562.

　　[38]刘研研.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0(02):21-25.

　　[39]杨晓丹.子女结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西华大学,2023.DOI:10.27411/d.cnki.gscgc.2023.000895.

　　[40]袁晓梅.中国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湖北医药学院,2023.DOI:10.27913/d.cnki.ghyby.2023.000155.

　　[41]寇心如.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23.DOI:10.27274/d.cnki.gsdjc.2023.000348.

　　[42]王碧涵.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23.DOI:10.27162/d.cnki.gjlin.2023.003731.

　　[43]王杰.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D].安庆师范大学,2020.DOI:10.27761/d.cnki.gaqsf.2020.000002.

　　[44]刘馨.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D].山西师范大学,2023.DOI:10.27287/d.cnki.gsxsu.2023.001141.

　　[45]魏凤英,关雅欣,张婧漪.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关系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0(01):83-89. DOI:10.16229/j.cnki.issn1001-7542.2024110.

　　[46]李世平,耿艳,李锐曦,等.门诊空巢老年肿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肿瘤预防与治疗,2021,34(08):752-756.

　　[47]宋丽萍,段欢,徐莉君,等.养老机构失能老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韧性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成都医学院学报,2022,17(01):101-105+118.

　　[48]高锋剑,陈有国,刘培朵,等.心理韧性、孤独感、自我效能感预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优势分析[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15(02):227-232+239.

　　[49]骆冬怡,周颖,钟雪怡,等.积极心理学视域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当代护士(下旬刊),2024,31(06):6-11.DOI:10.19793/j.cnki.1006-6411.2024.18.002.

　　[50]李璐.微信的主动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控制感与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D].西北师范大学,2023.DOI:10.27410/d.cnki.gxbfu.2023.001844.

　　[51]龙苏兰,刘霞,马玲,等.农村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相关性[J].中国农村卫生,2022,14(08):66-69.

　　[52]余月彩,徐晓贤.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及社会支持度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42(16):4104-4107.

　　[53]孙中艮,杜珂.领悟社会支持对老年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卫生软科学,2024,38(04):34-37.

　　[54]董芳,郑晓,肖淑娟,等.山西省不同慢性病患病状况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与社会,2022,35(11):88-94.DOI:10.13723/j.yxysh.2022.11.017.

　　[55]蒋丽.社会支持和自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22.DOI:10.27412/d.cnki.gxncu.2022.001865.

　　[56]蒋珊珊,宗占红.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及路径研究[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2):130-135.

　　[57]林子博,蒋亚丽.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关系中介效应的分析[J].老龄科学研究,2024,12(04):55-67.

　　[58]王明明.中老年人体育锻炼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以赣州市蓉江新区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22,12(09):93-95.DOI:10.16655/j.cnki.2095-2813.2112-1579-4359.

　　[59]张小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D].首都体育学院,2022.DOI:10.27340/d.cnki.gstxy.2022.000104.

　　[60]Basher, 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Research,2022,10(2), 23-29.

　　[61]Zhang, Q., Yang, Y., & Zhang, G. L. Influence of life meaning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 serial multiple mediation of exercise identification and amount of exercise.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2021.9, 515484.

　　[62]马燕.老年人控制感和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关系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2.DOI:10.27230/d.cnki.gnmsu.2022.000216.

　　[63]Lazarus, R.S.Emotion and Adaptation, 199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64]Bandura, A.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1977,84(2),191–215.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 84.2.191

　　[65]Maslow, A. H .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50, 370-396.https://doi.org/10.1037/h0054346

　　[66] Steger M F , Frazier P , Oishi S ,et al.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6, 53(1).DOI:10.1037/0022-0167.53.1.80.

　　[67]Schwarzer R, Bäßler J, Kwiatek P, et al. The Assessment of Optimistic Self‐beliefs: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Span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J].

　　Appl Psych, 1997, 46(1).

　　[68]王才康,胡中锋,刘勇.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1(01):37-40.

　　[69]徐萌泽.延边地区孕妇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产前抑郁状况的相关分析[D].延吉：延边大学，2014.

　　[70]胡晓旭,刘化侠,邵明珠,等.泰安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护理研究,2014,28(17):2073-2076.

　　[71]王棹,杨红,姚秋丽,等.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2,39(03):319-323.

　　[72]Czaja S J, Moxley J H, Rogers W A. Social support,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PRISM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728658.

　　[73]魏强,苏寒云,吕静,等.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20,41(05):106-115.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20.05.009.

　　[74]从晓.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社会,2022,38(06):32-43.DOI:10.14132/j.2095-7963.2022.06.003.

　　[75]赵泽华.自贡市老年人体育活动、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淮北师范大学,2022.DOI:10.27699/d.cnki.ghbmt.2022.000490.

　　[76]Ryff C D, Singer B. Interpersonal flourishing: A positive health agenda for the new millennium[M]//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t the Interface. Psychology Press, 2014: 30-44.

　　[77]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

　　[78]荣娴,吴际军.中国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中国疗养医学,2020,29(07):695-697.DOI:10.13517/j.cnki.ccm.2020.07.008.

　　[79]Stevenson B, Wolfers J.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8.

　　[80]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2,(11):41-56.

　　本课题报告的阶段性成果已刊发在《智库时代》2024年第11期。

　　项目批准号：23ZBSK044

　　项目负责人：毕云霄

　　所在单位：淄博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