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淄博市积极响应号召，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特别是2022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全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推出了一批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研究作品。为充分展示淄博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有为、再创佳绩，特选取部分优秀研究成果予以刊登。

　　山东地区隋代墓葬及出土瓷器研究

　　第一章引言

　　本课题关注于山东地区考古发掘的隋代墓葬以及该地区出土瓷器的研究。隋代是结束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且开启之后唐王朝盛世的关键时期。然而过去多年山东地区关于隋代的考古学研究由于资料的匮乏，始终难以系统地开展。目前公开资料显示山东地区已发掘隋代墓葬甚少，且均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抢救性发掘。2023年3月本项目负责人在临淄区闻韶街道从事田野发掘过程中系统发掘一隋代墓葬，出土四系瓷壶特征明显，应为曲阜宋家村窑或枣庄中陈郝窑所烧造。故以此次发掘为契机，我们系统梳理已发掘的隋代墓葬和各地抢救发掘的隋代瓷器的资料，并采用科技考古手段对出土瓷器进行检测分析。从而弥补山东地区隋代墓葬及出土瓷器综合研究这一学术空白。

　　一、学术史梳理

　　目前山东地区已经公布资料的隋代墓葬甚少。1964年济南洪家楼第三砖厂因取土制砖破坏了一批隋代墓葬，后山东大学刘敦愿等先生与砖厂协商征集出土瓷器17件。

　　1976年山东省嘉祥县杨楼村西南英山脚下发现一有明确纪年的隋代壁画墓，编号为英山一号墓，根据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徐敏行，该墓出土瓷器1件。同年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在在英山一号墓附近发现英山二号墓，仅出土石门吏2件和石墓志1合，墓主为徐之范。

　　1979年山东大学新校区施工过程中发现两座墓葬，当时发掘者认为是墓葬年代为北齐至隋，之后有研究认为墓葬的年代应为隋代，共出土7件瓷碗，2件瓷盘。

　　20世纪90年代在章丘聂家村发现隋代周皆墓，出土石俑1件，墓志1合，瓷碗1件。

　　2001年在济南汇苑小区建筑工地发现隋代吕道贵兄弟墓，出土武士俑2件，墓志1合。

　　202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发掘临淄区闻韶北幼儿园墓地时，发现一隋代洞室墓，出土瓷器2件，陶罐1件。

　　除了考古发掘的隋代墓葬资料外，2008年出版的《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山东卷》收录了十九件山东地区出土的隋代瓷器。此外，在诸如青州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德州博物馆、临沂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些图录中并未收录的隋代瓷器。

　　目前对于山东地区隋代墓葬和瓷器的研究仅见于2021年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郭美晴的毕业论文。该论文对北朝至隋代的瓷器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隋代瓷器。

　　此外，对于同时期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是研究瓷器必不可少的环节。山东地区涉及到隋代墓葬中出土瓷器的窑址主要有曲阜宋家村窑址和枣庄中陈郝窑址。其中，1979年至1982年宋百川、刘君凤和杜金鹏先生对曲阜宋家村窑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出土十余件典型的隋代瓷器，判断该窑址的主要年代为隋代。1987年宋百川、刘凤君先生对枣庄中陈郝窑址进行了试掘，该窑址的第三期出土瓷器与徐敏行墓及宋家村窑址出土器物十分相似，判断年代为隋代。

　　二、研究方法

　　为做好本课题研究，我们在基于收集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情境分析法、陶瓷科技考古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考古地层学

　　作为考古学的两大基本方法以及建立地区年代框架的必备手段，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本文所采用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其中，考古地层学也被称为层位学是确定考古遗存相对年代的重要方法，该方法脱胎于地质学的概念和原理，19世纪最早由一些地质学家和旧石器考古学家所运用[]。而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在安阳后冈的发掘并确认了仰韶、龙山和小屯三个时期的堆积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被后人称为“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结束了以水平层划分地层的方法，并开始采用以文化层区分文化层的科学方法，被张忠培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六项标志性事件之一[]。在20世纪前半期，地层学经国内外考古学家不断地实践、改造和完善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总结起来，地层学“是对地层形成过程的研究——一层地层或沉积层（也称沉积物）在另一层之上的叠压或沉积。从相对断代的观点来看，其重要的原理是下伏地层沉积在先，所以早于上面覆盖的地层，地层的一套顺序提供了从最早（底部）到最晚（顶部）的相对年代序列”[]。

　　考古类型学

　　又被称为标型学和器物形态学，是一种对考古发掘和收集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归纳、分析和研究的方法论。类型学脱胎于生物分类学，19世纪国外对此方法研究与运用最为有影响力的是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他参考出土器物的地层关系，对青铜器和陶器等器物的形态演化和器物组合进行了系统地研究，用类型学为北欧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建立了相对年代序列[]。之后，他又于1903年对类型学的原理和运用实例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而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特生、李济和梁思永在对出土器物进行整理时已经开始采用类型学进行研究，但方法尚不成熟。之后，四十年代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墓葬及其出土陶鬲的研究则影响更为深远广泛，基本奠定了之后我国类型学研究的范式[]。同时，类型学除了在对器物进行整理分析外，还与地层学共同构成了研究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及分期和分区的重要方法。因此，以器物研究为主的本文，类型学和以其为基础的文化因素分析法便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因为其在分析考古遗存的文化性质和研究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被我国考古学者所广泛使用。虽然，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特生、梁思永等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但是，使这种方法真正引起学界重视的则是八十年代初的李伯谦对吴城文化和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的研究[]。同时，俞伟超也以楚文化研究为例对文化因素分析法进行归纳和讨论[]。之后，这种“主要采用分组的方法来全面分析一个文化类型的文化因素构成，区分出自身因素和外来因素，进而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的方法被我国考古学者广泛使用。而本文则主要采用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区分环太湖地区相关遗址的本地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从而推断当地与处于早期王朝阶段的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情境分析法，考古学研究中所谓的“情境分析”，即通过观察考古遗存的出土环境，利用考古遗存间的种种关系，发现遗存联系形式的必然性，从而得出遗存性质与功能认识，进而重建历史[]。因此，研究山东地区隋代瓷器，仅仅停留在对瓷器本身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将器物还原到出土的情景中，研究器物与其他器物之间的联系，包括瓷器的出土位置、器物组合、墓主人的身份等，才能更深入的发掘器物的文化内涵，并最终达到“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目标。

　　陶瓷科技考古研究，是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分析古代实物遗存，从中提取古代人类的活动信息，用以探讨人类行为、生存方式、生产技能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门科学[]。科技考古运用在陶瓷研究中，可以通过对陶瓷的化学成分、物相结构、烧制过程中的理化变化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器物的产地、物理性能和基础工艺等。在山东地区隋瓷器研究中运用陶瓷科技考古主要一方面为墓葬中出土瓷器的窑口提供更充分、更科学的证据。另一方面通过对瓷器胎质、釉层的检测，可以研究山东地区该时段瓷器的胎体质密程度、釉料纯净程度、胎釉化学成分组成、烧制过程中的理化现象等问题，对以往的器物研究进行补充。

　　第二章临淄闻韶北隋墓的发掘与研究

　　淄博市临淄区闻韶北幼儿园墓地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闻韶街道办事处闻韶路与太公路交叉口西南角（图一），西邻闻韶园，北面与齐鲁石化体育场相对，南靠闻韶市场。2023年3月至4月，为配合临淄闻韶北幼儿园项目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临淄区考古研究所，对项目用地范围内墓葬进行了发掘。

图一 临淄闻韶北幼儿园墓地项目位置示意图

　　临淄区闻韶北幼儿园墓地地处临淄区城区核心地带，原为齐鲁石化文化宫等文化娱乐场所，之后将在此处建设闻韶北棚户区改造配套幼儿园。根据现场发掘情况看，发掘区域第①层为扰土层，土质较为疏松，土色为浅灰色，土内多包含现代建筑垃圾和杂草，厚约0.35米，未见墓葬；第②层土质较致密，土色为灰褐色，含有少量砂砾，厚约0.3-1.1米，发现墓葬M47和M76应为唐宋时期的文化层；第③层土色为深褐色，土质致密且粘硬，土质较为干净少有包含物，厚约0.8-1.2米，墓葬多开口于该层，应该为汉代文化层，发现68座西汉墓葬。其中M47是目前临淄地区首次发掘较为明确的隋代墓葬。

　　一、墓葬概况

　　M47该墓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方向为248度，为一带墓道的土坑洞室墓，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墓道长1.23米，宽0.86米，距墓口0.34米后，墓道底部呈25度斜坡向下延伸，最深处为0.96米。墓室总体略呈半椭圆状，长2.77米，宽0.46至1.31米，底部长1.98米，宽0.45至1.30米，墓室底部略称15度斜坡，距墓口约0.96至1.58米。墓内葬具仅有一棺，,长1.94至1.99米，宽0.52至064米，残高0.10至0.27米，墓主完全腐朽，未见人骨。在墓室东壁上发现一壁龛，该壁龛距墓口0.51米，壁龛立面呈拱形，底面呈扇形，截面呈扇形，宽0.70米、高0.47米、进深0.20米。在墓室棺外东侧共发现一件陶罐，一件四系瓷壶和一件青瓷碗，另在棺外北侧发现一件长方体石器，另在棺北、西、南三处各发现一枚铁棺钉（图二）。

图二 M47平剖面图

　　1.双系罐（M47：1）2.四系瓷壶（M47：2）3.青瓷碗（M47：3）4.石器（M47：4）

　　5-7.棺钉（M47：5、M47：6、M47：7）

　　二、出土器物

　　M47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铁器共7件。

　　M47:1，双系罐，侈口，折沿，尖唇，束颈，丰肩，平底。最大径位于上腹部。 肩部饰对称的内凹形双系。腹部饰竖细绳纹，已模糊不清。内壁下腹部有刻划印痕。口径14.4、底径14、通高26.2厘米（图三，1）。

图三 M47出土器物

　　1.双系罐（M47：1）2.四系瓷壶（M47：2）3.瓷碗（M47：2）4.石器（M47：4）

　　5-7.棺钉（M47：5、M47：6、M47：7）

　　M47:2,四系瓷壶。黄褐胎，器表及内壁上部施青釉。口残。细颈较长，圆肩，下腹部斜收，至底部微外撇，小平底微内凹。颈部、肩部各饰一周凸棱，肩部有四个对称的环耳。底部有明显轮制痕迹。底径7、残高18.6厘米（图三，2）。

　　M47:3,瓷碗。红褐胎。内壁施绿釉至口沿下。敞口，圆唇，沿下饰一周凹弦纹，内外均弧收，平底内凹，饼形足较矮。内壁有轮制痕迹，器身倾斜。口径15、底径6.4、高6-7厘米（图三，3）。

　　M47:4，石器，器身呈不规则长方体，顶部有近圆形的凹槽，平面形态为椭圆形，剖面形态呈U字型，内壁有竖向条形凹凸凿印。高20.5，宽18，厚15厘米（图三，4）。

　　M47:5，棺钉，顶帽呈圆形，中部凸起，呈伞状，钉身自上而下呈四棱锥形，残长11.24厘米（图三，5）。

　　M47：6，棺钉，铁质，锈蚀严重，钉帽残缺，钉身横截面呈方形，残长，15.2厘米（图三，6）。

　　M47：7，棺钉，顶帽残缺，钉身上下残缺，中间部份锈蚀开裂，断面呈椭圆形，残长7.1厘米（图三，7）。

　　三、小结

　　M47出土的四系瓷壶与嘉祥徐敏行墓出土青瓷盘口壶较为相似[]，青瓷碗与周皆墓出土瓷碗较为相似[]，灰陶罐与吕仓墓出土灰陶罐相似[]，故判断该墓年代应为隋，至迟至初唐。M47为临淄地区首次发现的隋代平民墓，1979年曾在山东大学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两座类似的墓葬，当时被发掘者称为带斜坡墓道的土坑墓[]。M47所随葬的四系瓷壶和青瓷碗虽然在山东地区较为少见，但在河南、江苏、安徽等周边地区同时期墓葬属于较为常见的组合。该墓的发掘填补了鲁北地区隋代平民墓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的学术空白[]。

　　第三章 山东地区隋代墓葬研究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北周，公元589年南下灭南陈，结束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的局面统一全国，公元618年唐灭隋。虽然隋代仅38年，然而上承分裂的南北朝，下启天下一统的唐王朝，反应在考古学上，该时期墓葬也应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然而过去多年，由于发掘资料的局限，山东地区关于隋代墓葬的研究尚少，在各类综合性研究中多集中于嘉祥徐敏行墓。近年来随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发现一批隋代墓葬，为研究山东地区隋墓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资料支撑。

　　一、山东地区隋代墓葬的发现

　　目前山东地区已经公布资料的隋代墓葬数量较少，且多为抢救性发掘。早在1964年济南洪家楼第三砖厂因取土制砖破坏了一批隋代墓葬。山东大学刘敦愿先生得知消息后与砖厂协商征集四系壶、四系罐、长径瓶、碗等17件瓷器[]。这批文物中，四系壶和四系罐等器物与河南、安徽等地所发现的隋代墓葬出土的器物类似，为同时期墓葬及出土器物提供了参考，但墓葬均已破坏。

　　1976年山东省嘉祥县杨楼村西南英山脚下发现一有明确纪年的隋代壁画墓，编号为英山一号墓，根据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徐敏行，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并有大量精美壁画，其中1件四系青瓷盘口壶为山东地区隋代墓葬的典型器物[]。同年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在英山一号墓附近发掘英山二号墓，仅出土石门吏2件和石墓志1合，墓主为徐敏行之父徐之范[]。嘉祥英山两座墓均为结构较为复杂的带墓道砖室墓。

　　1979年山东大学新校区施工过程中发现两座墓葬[]，发掘者认为两座墓均为带圆形斜坡墓道的土坑墓。这两座墓出土2件陶盘，M1陶盘内放置3件青瓷碗，M2陶盘内放置4件青瓷碗。这两座墓陶盘形制及陶盘与瓷碗的摆放组合与山东、河南及河北等地北齐晚期至隋代墓葬[]的出土器物情况相同。所以，发掘者判断墓葬年代为北齐，至迟不会晚于隋。之后有研究者根据碗底特征判断墓葬的年代应为隋代。

　　20世纪90年代在章丘聂家村发现隋代周皆墓为一石室墓，出土石俑1件，墓志1合，瓷碗1件[]，其中瓷碗与山东大学新校区出土的瓷碗相似。

　　2001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济南汇苑小区建筑工地发现隋代吕道贵兄弟墓，其中吕道贵墓为一石筑双室墓。该墓出土武士俑2件，墓志1合。吕道贵之兄吕仓墓已遭破坏，出土墓志1合，灰陶罐2件[]。

　　2016年至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滕州市博物馆在羊庄镇前台村发掘41座平民墓葬，均为石椁墓。因无墓志，根据出土器物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为北朝晚期至隋代，最晚不过初唐[]，其中至少9座墓葬可根据出土的四系瓷壶、四系瓷罐和铸造于开皇元年隋五铢等器物判断年代应为隋代（表一）。

　　202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发掘临淄区闻韶北幼儿园墓地时，发现一隋代带斜墓道土洞墓，出土四系青瓷盘口壶1件，青瓷碗1件，灰陶罐1件，其中四系青瓷盘口壶与嘉祥徐敏行墓出土盘口壶较为相似，青瓷碗与周皆墓出土瓷碗较为相似，灰陶罐与吕仓墓出土灰陶罐相似，故判断该墓年代应为隋，至迟至初唐。

　　二、山东地区隋代墓葬的形制

　　根据上文所述，目前山东地区已发表且能辨认出的隋代墓葬共计17座（表一），根据墓葬结构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石椁墓、土洞墓、土坑墓五类。

　　（一）砖室墓

　　该类墓葬2座，均遭到严重破坏，分别为嘉祥英山徐敏行及其父徐之范之墓，均为隋开皇四年（584年）墓。这两座墓均为带斜墓道的砖室墓，其中徐之范墓的墓道当年未清理。这两座墓墓道向内均有墓门，均为一组石构建筑，包括半圆形门楣，长方形石门二扇，门框、门槛、户枢、门枕石等部件，这些部件多有阴线镂刻的纹饰。墓门与墓室之间均由门洞相沟通，以英山二号墓为例（图四），门洞中部放置墓志1合，左侧有两个壁龛，壁龛内各有一青石圆雕门吏，英山一号墓门洞情况原简报未报道，但情况可能与二号墓类似。门洞向内为墓室，均为圆形单室砖券，穹形顶，白灰抹面，墓壁及穹顶有彩绘壁画，一号墓壁画保存较好，穹顶绘天象以及与天象有关的神话传说，墓壁主要绘墓主生前的生活场景，墓门附近绘守门武士及奔马。

图四 英山二号隋墓平面图

　　1.石门吏 2.石门吏 3.墓志

　　（二）石室墓

　　该类墓2座，均遭到较严重破坏，分别为济南吕道贵墓和周皆墓，前者为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墓，后者为隋大业三年（607年）墓。根据墓室结构可细分为单室墓和双室墓。

　　A型：单室墓，以周皆墓为代表（图五）。该墓由墓道、墓门、前庭、墓室门和墓室组成。该墓墓道大部分已遭到破坏，墓门由两扇青石门和门楣组成，门楣上有浮雕虎头。前庭为一长方形空间内有石俑，与徐之范墓门洞功能类似。石室门为两扇青石门。墓室为长方形，墓壁用錾有席纹的长方形条石砌成，地面用石板平铺，墓室上方为方形穹窿顶。

　　B型：双室墓，以吕道贵墓为代表。该墓发掘时已遭严重破坏，根据现场迹象发掘者判断该墓为石筑双室墓，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墓壁由石条砌筑，地面由石板铺筑，墓室顶部用弧形石筑成穹窿顶。因吕道贵墓遭到严重破坏，无墓葬平面图，但从建造结构判断应与周皆墓类似。

图五 章丘周皆墓平面图

　　1.石俑 2.瓷碗 3.墓志

　　（三）石椁墓

　　该类墓主要为发现于滕州前台墓地，年代自北朝晚期延续至隋代，为一次性规划的墓地，虽然根据出土物仅可判断有9座为隋代墓葬，但其余那些无随葬品具体时代不明或时代稍早墓葬，在研究该类墓葬形制方面亦有参考作用。根据墓室结构情况可将石椁墓分为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三型。

　　A型：单室墓，共5座。该类墓，墓口呈长方形或上宽下窄的倒梯形，椁室和棺墓多呈倒梯形。椁室多由碎石块垒砌而成，部分椁室两端由整块石板挡立，无底铺，根据发掘迹象可知椁室顶部本应有二至三块石板作为顶板。根据椁内葬人数量分为单人葬和双人葬。

　　Ⅰ式：单人葬，共3座。椁室内单棺，棺内有人骨一具，以前台M401为代表（图六）。

图六 滕州前台墓地M401平剖面图

　　1.铜钗 2.陶罐

　　Ⅱ式：双人葬，共2座。通常棺内有人骨一具，椁内棺外有一具女性人骨，发掘者判断为迁葬，以前台墓地M320为例（图七）。

图七 滕州前台墓地M320平剖面图

　　1.瓷碗 2、5.铜钱 3.瓷壶 4、7、11.铜钗 6.银指环 8.铜镜 9.铁镊 10.铜簪

　　B型：双室墓，共3座，根据棺椁构造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在墓葬外围由一圈石块围成石椁，在椁室中部放置二至三块石板作为格挡将椁室隔成双室，双室内均有一棺，石板中间常留有透窗，以M379为代表（图八左）。其二在单室墓单人葬的基础上，之后利用椁的右侧石墙，再衔接围起另外三面石椁的石墙，内部放置一棺，以M408为代表（图八右）。

图八 滕州前台墓地M379和M408平面图

　　左M379 1.瓷碗 2.铜钗 3.铜钱 右M408 1.铜钱 2.铜钗

　　C型：三室墓，共1座。该类墓墓口呈长方形，椁室由碎石块垒砌而成，整体呈倒梯形，内部可细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均呈梯形，内部均有一木制棺。根据碎石垒砌的情况，可知该类墓通常先修建中室，之后再修建左右两室，且均利用了中室的左右两侧石墙。前台墓地M354被破坏严重，此类墓可以M425为参考（图九）。

图九 滕州前台墓地M425平剖面图

　　（四）土洞墓

　　该类墓仅发现临淄闻韶北幼儿园墓地M47一座（图十）。该土洞墓，分为墓道和墓室两部分。该墓开口为长方形，自墓口垂直向下挖0.34米，之后继续斜向内挖斜坡墓道长1.23米，坡度为20度，墓道近长方形。自墓道向斜内为墓室，坡度较墓道略缓，约为5度。墓室平面近椭圆形，剖面近长方形应无穹窿顶，在墓道和墓室之间的左侧有一壁龛。该墓的棺为一长方形木棺，位于墓室中部，也有一定的倾斜度。

图十 临淄闻韶北幼儿园M47平剖面图

　　1.陶罐 2.四系瓷壶 3.青瓷碗 4.石器 5-7.棺钉

　　（五）土坑墓

　　此类墓葬仅在山东大学新校区发现2座，墓葬形制相同。以山大M2为例，该墓在一般竖穴土坑的基础上，在距墓底20厘米处侧面有一有圆形斜坡墓道，墓道口直径约65厘米，坡度为40度的，墓内均有人骨一具，随葬品为一个陶盘内放置四个瓷碗（图十一）。

图十一 山大M2平剖面图

　　1.陶盘 2-5.瓷碗 6.圆形墓道口

　　三、山东地区隋代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一）墓葬等级

　　在本文所收集的五类墓葬中，根据墓葬形制可大致分类两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发现有墓志，且墓葬由砖或石砌筑而成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其中砖室墓为嘉祥徐之范和徐敏行父子墓，前者官至恒山太守，后者官至驾部侍郎，虽然二人均在隋朝不受宠，但已是官宦家庭。二人墓葬以砖砌筑的墓道、墓门、墓室以及各个结构上的阴线镂刻的纹饰，均体现出墓葬建造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墓内的壁画不仅在山东地区首见，在全国也是相当罕见。这些因素均体现出墓葬较高的等级。

　　石室墓为济南地区的吕道贵墓和周皆墓。其中吕道贵为济南郡守，也是隋皇太后吕苦桃的堂兄，身份相当显赫，而周皆仅是一位没有官职的文人，其父也仅是郡主薄。作为单室墓的周皆墓相比吕道贵的双室墓相较规模略小，然而二者结构较为相似，且均被盗严重，在无更多同类墓葬做比较的情况下，可暂且视为同类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全国隋代墓葬的统计过程中，这类石室墓也仅在山东地区发现这两座[]。由于第一等级墓葬多被盗，除了墓志能彰显墓主身份外，便是在墓门处发现有石俑，而这在第二等级墓中是未发现的。

　　第二等级的墓葬则包括济南和临淄发现的土坑墓、土洞墓和滕州发现的石椁墓。该等级的主要特征为没有墓志，没有明确纪年，根据出土的瓷器可推断其年代应大体为隋代。另外，该等级墓葬普遍规模较小，即使是滕州前台墓地发现的双室或三室石椁墓也均并非一次有规划地建造成形，而是在埋葬第一位死者之后，再在此基础上拼接出其他椁室埋葬第二或第三位墓主，个别应该是迁葬。总体而言，该等级墓葬应该是平民墓。

　　（二）墓葬形制分析

　　如上文所述，山东地区所发现的第一等级贵族墓均为石室或砖室墓。第二等级的平民墓，鲁北地区则为土坑墓或土洞墓，鲁南地区多为石椁墓。

　　第一等级贵族墓中，济南地区的吕道贵和周皆是隋代全国唯二的两座由石板砌筑的墓葬，前者双室呈长方形，后者单室近正方形，均不见于同时期其他地区。嘉祥徐之范和徐敏行父子墓均为砖室墓，且墓室均为椭圆形。根据倪润安的研究，这两类墓葬形制应均与北朝清河崔氏乌水房家族墓地有关[]。北朝晚期清河崔氏乌水房取法云冈椭圆形石窟，将家族墓葬建造为圆形石室墓，典型代表便是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的圆形石室墓[]。该类型墓葬并不仅仅局限于清河崔氏家族，自北魏晚期便分化为石质和圆形两个方向发展。至北齐，石质圆形墓室开始变少，多数墓葬开始采用石质方形墓室。而本文提到的隋代吕道贵和周皆石室墓，应该是这类传统的延续。而圆形的特征则在清河崔氏族外传播的过程中演变为砖室圆形墓，比如寿光北魏孝昌元年(525)贾思伯夫妇墓[]。本文提到的嘉祥徐之范和徐敏行父子的墓则应该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隋代中高等级墓葬中多有壁画，存留至今者甚少，嘉祥徐敏行墓为山东地区仅有的一座壁画至今的隋墓。徐敏行墓的壁画内容与山东地区东魏北齐壁画大致相似，如在墓顶部均绘天象图，墓们或甬道均绘守门吏，墓室后壁绘墓主人形象，墓两壁绘墓主日常生活出行图。尤其是徐敏行墓后壁人物数量多，场面复杂，墓主身后有山水屏风，墓两壁一侧以牛车为中心，一侧以鞍马为中心的图案组合均与济南北齐口道贵墓壁画[]十分相似。在总体风格保持本地传统的情况下，徐敏行墓的壁画内容上的一些细节则反应出一些外来文化因素。例如，罗丰认为墓男主所持透明杯子形制与萨珊银质酒杯相似，原报告中墓主前面的蹴鞠者应是一舞人，其舞姿与西域舞蹈相似，画像左侧奏乐者除横笛外，其余乐器皆与西域有关[]。而郑岩也注意到男女墓主并坐、饮酒、欣赏乐舞的构图与虞弘墓石棺正壁中央的画像十分接近，人物左右绘树木，树上有鸟这些细节也可在虞弘墓中找到相应的图像，而且在两个墓的屏风和榻上均装饰有粟特美术中常见的联珠纹[]。周杨则将徐敏行墓壁画的屏风追溯到南朝，宴饮图追溯到北朝的“晋阳模式”[]。如此，徐敏行墓壁画更应是在本地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南朝、西域以及北齐胡风等因素的产物。

　　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墓葬普遍流行石室墓或砖室墓，而土洞墓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东部的平城、洛阳和邺城也有较多发现，其中第四类和第五类便是墓室长度低于3米有墓道的土洞墓和土坑墓，墓主通常为下级官吏或平民[]。所以鲁北地区隋代平民的土洞墓和带墓道的土坑墓有可能是关中地区等山东以西地区传播而来的墓葬习俗，也可能平民因经济实力不济无法建造砖室或石室墓，便选择将墓葬挖掘成土洞墓或带墓道的土坑墓。滕州前台墓地该墓地自北朝晚期延续至隋代，石椁墓由碎石堆砌成椁室，同时期全国也仅见于此处。鉴于鲁南地区自汉代便盛行以石板构建墓室和椁室，直至明清时期，仍有以碎石垒砌椁室的葬俗。可见采用当地附近山地石材构建墓室和椁室应为当地长期以来的传统，且以碎石为材料多为平民墓。总体而言，就平民墓而言，鲁北地区有受外来因素的影响的可能，鲁南地区则更具本地传统。同时，鲁北和鲁南地区平民墓的建造相比较也体现出两者因地制宜的地域特色。

　　（三）随葬品分析

　　山东地区贵族隋墓多被破坏严重，保存较好的多为小型墓葬，所以遗留下随葬品数量较少。随葬品种类主要为俑、日用陶瓷器和墓主随身的铜钱、铜钗等器物。其中俑、双系陶罐、四系瓷壶和四系瓷罐则尤为值得关注。

　　陶俑仅见于嘉祥徐敏行墓，由于该墓被盗，陶俑种类不齐全且多被破坏，残留有镇墓武士俑、骑马武士俑、镇墓兽、马和仓等。山东地区北朝时期出土的陶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临淄北朝崔氏家族墓[]为代表，陶俑制作较为粗糙。主要表现为，镇墓兽和马俑无底座，身形瘦弱，人物俑刻划简单，面部表情较为呆板。第二类以高唐东魏房悦墓[]和济南东八里洼墓[]为代表，陶俑制作较为精细。徐敏行墓所出陶俑与房悦墓和八里洼墓出土陶俑形制上相近。而徐敏行墓出土的武士俑、镇墓兽、马和仓则与八里洼墓出土器物十分相似。

　　除了陶俑，山东地区隋墓还发现5件石俑，其中吕道贵墓石俑2件，周皆墓石俑1件，徐之范墓石俑2件（图十二）。这些石俑出土于甬道两侧或甬道旁的耳室内，应均为门吏俑。其中，吕道贵墓和徐之范墓出土四件石俑较为相似，均面部光洁，表情严肃，形象威严，头带冠，身穿交领大袖长袍，双手拄仪刀于胸前，脚下均有底座。相较之下徐之范墓的两件石俑更为高大，且头带高冠，面部和双手雕刻更加细致入微。周皆墓出土石俑也保持了戴冠、穿袍，拄刀，踩座的基本特征，但无论石俑大小还是雕刻精细程度均较其他四件石俑要差。这类石俑目前全国北朝至隋代仅见于山东地区的以上三座墓，所以石俑和石室墓应均为山东地区隋墓的地域特色。而这种戴冠、穿袍，拄刀的形象则与咸阳开皇三年李和墓[]的陶俑，安阳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和小屯YM243[]的瓷俑十分相似，至于这种人物形象源流如何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十二 山东石俑与安阳瓷俑对比

　　1.徐之范墓石俑2.吕道贵墓石俑3.张盛墓瓷俑4.小屯YM243瓷俑

　　山东地区隋墓所出陶瓷器较少。其中，陶器主要有济南吕仓墓和临淄闻韶北幼儿园M47出土的双系罐和滕州前台M401出土的四系罐（图十三）。这类双系罐均侈口，折沿，尖唇，丰肩，平底，最大径位于上腹部，肩部饰对称的内凹形双系，类似的罐在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也有发现。而四系陶罐仅发现一件，此类陶罐器形在山东地区多以瓷器的形式出现。

图十三 出土陶罐

　　1.东八里洼北朝墓，2.吕仓墓，3.临淄闻韶北幼儿园M47：1，4.前台M401：2

　　山东地区隋墓出土瓷器数量也较少，但四系罐和四系盘口壶时代特征明显。四系罐在滕州前台M326、M416和M422各发现1件，刘敦愿在洪家楼砖厂征集1件，应为墓中出土（图十四）。此类罐均圆唇，短领，肩部有分列四桥形系，圆腹，实足略内凹，施青釉。此类四系罐在山东地区北朝时期也有类似器物，不仅见于同时期的曲阜宋家村窑[]和枣庄中陈郝窑[]，还在安阳隋代窑址和墓葬[]中也有发现，不过较山东地区同类器形体略高且带盖，故目前判断应该为山东本地生产。

图十四 出土四系瓷罐

　　1.前台M422：1，2.前台M416：2，M326：1,4.洪家楼采集

　　四系盘口壶在滕州前台M320、M354，嘉祥徐敏行墓，济南洪家楼砖厂，临淄闻韶北幼儿园M47均有发现（图十五）。此类壶均盘口，束颈，广肩，肩部有四系，鼓腹，平底，通常施青釉也有酱色釉，施釉不及底。此类盘口壶也见于安徽隋墓及寿州窑中[]。关于这批器物的来源，我们更倾向于本地生产。第一，在前台墓地能见到明显从双系壶到三系壶再至四系壶的发展演变。第二，山东地区发现的四系盘口壶不仅有青釉也有酱釉，部分青中带黄不同于南方青瓷的青绿色或深绿色，且胎质灰白，不及南方青瓷胎质致密。第三，四系盘口壶也同样发现于曲阜宋家村窑和枣庄中陈郝窑均有发现，器形和釉色多与墓葬出土物相似。

图十五 出土四系盘口壶

　　1.前台M354：3，2.前台M320：3,3.徐敏行墓，4.洪家楼采集，5.临淄闻韶北幼儿园M47：2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相较于目前研究较为深入的关中地区和邺城—安阳地区，山东地区隋代墓葬发现数量明显少，纪年墓仅5座且均遭破坏，平民墓也主要见于滕州前台墓地。故本文仅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对山东地区隋代墓葬的形制和出土进行归纳和分析。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山东隋墓官宦阶层的贵族墓葬主要为砖室或石室墓，个别有壁画，平民墓葬鲁北地区主要为土洞墓和土坑墓，鲁西南则为石椁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贵族墓葬的随葬品除陶瓷器外还有墓志、陶俑和石俑，而平民墓主要为陶瓷器。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因素分析来看，山东隋墓均保持了较强的地域文化特色。然而在壁画内容和石俑的造型上还是体现出与北方其他地区乃至西域存在文化交流。而在以四系罐和四系盘口壶为代表的瓷器应该为山东本地窑址生产，但是在瓷器造型风格和窑业技术方面是否与安阳和安徽地区有所交流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四章山东地区隋代瓷器的生产与流通

　　公元577年北齐亡于北周，公元581年隋灭北周，公元618年唐灭隋，隋历时38年。虽然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山东地区经历风雨漂泊，时代更迭，但是瓷器作为山东隋代考古出去器物的主流，却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形成了以四系盘口壶和四系罐为代表的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瓷器风格。然而过去多年由于出土材料的限制，山东地区出土的隋代瓷器始终缺乏专题性研究，仅见于诸如《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山东》[]有相关器物的列举与概述，或如《山东地区北朝至隋瓷器研究》[]这类研究中与北朝出土瓷器共同研究。故本章将在系统调查、收集山东地区隋代窑址和出土瓷器的基础上，对山东地区隋代瓷器的生产与流通进行论述。

　　一、山东地区隋代窑址的调查与发掘

　　山东隋代窑址主要有淄博寨里窑[]，泰安中淳于窑[]、宁阳湖村窑、沙河窑、北陈窑、南鄙窑、官庄窑、梧桐峪窑、高庄窑、王府窑[]，大泉窑、尹家城窑[]、曲阜宋家村窑[]、徐家窑、息陬窑[]，临沂朱陈窑[]、黄土堰窑[]，枣庄中陈郝窑[]、胡埠窑、张岭窑[]、钓鱼台窑、凤凰岭窑、柏山窑[]等。根据上述窑址的分布，可大致分为鲁北、鲁中南、鲁南三个区域（图十六）。

　　（一）鲁北区鲁北区目前发现时代在隋代的窑址仅淄川寨里窑一处。该窑址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寨里村南面的空地上，南临大张村，西临035乡道。遗址范围东西长约600米，南北长约400米，面积约22万平方米。该范围现为农业用地，地表可采集到较多瓷片。尤其在寨里村东南的一处高地上，地表瓷片最为丰富，应为该窑址的核心区。根据瓷片的器型、釉色等特征，可将年代符合北朝至隋的瓷片大致分为两组，一组釉色较深、施釉不均，胎色较深、胎质较为粗糙;另一组釉色较淡、施釉均匀，胎色灰白且胎质较为纯净。该窑址中采集到的北朝至隋的瓷片中，器型以碗为主，且碗的形制都相似，另有少量盘、罐、杯等。釉色多为青釉，另见少量的黄釉。素烧瓷器也有零星发现。

图十六 山东地区窑址分布

　　（二）鲁中南区鲁中南区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隋代窑址最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泰安市宁阳县和济宁市曲阜市（图十七、十八）。

　　中淳于窑位于泰安市满庄乡中淳于村西南。1977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该窑址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可知，该窑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要产品为瓷器，釉色有青、白、黑、青花，器形主要有碗、盆、罐、瓶、盘等，窑具主要发现有支具、瓦底、垫托、砖等。通过对采集的标本可知，该窑址内涵十分丰富，延续时间很长，最早可早至北朝晚期或隋代，之后历经唐宋至元明。

　　湖村窑位于宁阳县华丰镇湖村南，窑址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为一处隋至宋时期瓷窑址。该窑址于村东南，始烧于隋代，主要产品有青瓷碗、豆、盆、钵、器盖等，窑具有三角支垫、窑柱等。唐宋时期窑址位于村南，主要产品有青瓷和白瓷的碗、盘、罐、盆等日用器，窑具有三角支垫、点支、窑柱、垫板等。

　　沙河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乡饮乡沙河庄北3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通过调查在，该窑址地表采集有隋唐时期青绿釉和黄釉瓷碗、罐、盆、壶等残片以及瓷三叉支垫等窑具。

　　北陈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庄乡北陈村附近，面积约1.5万平方米。通过调查在该窑址地表采集有隋唐时期的青瓷碗、罐、豆、白瓷盘，元代白釉黑花、白釉划花瓷碗、罐等残片。另外，还采集到瓷三角支垫、窑棒、垫钉等窑具。

　　南鄙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庄乡南鄙村南，面积约5万平方米。通过调查，在该窑址采集有隋唐时期的青瓷豆、碗、盘、罐，宋代的白瓷碗、杯等残片以及瓷窑棒、三角支垫、垫钉等窑具。

　　官庄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庄乡官庄北，面积约5000平方米。通过调查采集有隋唐时期青瓷碗、罐、盆，五代时期白瓷碗、罐等残片以及瓷窑棒、三角支垫等窑具。

　　梧桐峪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华丰镇梧桐峪村北，面积约3万平方米。通过调查，采集有隋唐时期的青瓷盆、碗、罐、杯等残片以及瓷窑棒、三角支垫等窑具。

　　高庄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华丰镇高庄西南，面积约4万平方米。通过调查，采集有隋唐时期青瓷碗、罐、盆，宋代的白瓷碗、盆、盘等残片以及瓷窑棒、三角支垫、垫板等窑具。

　　王府窑位于泰安市宁阳县磁窑镇王府村东，面积约10万平方米。采集有隋唐时期的青瓷碗、盆、罐，宋代的白瓷碗、罐、盘、杯等残片以及瓷窑棒、三角支垫、垫饼等窑具。

　　大泉窑址位于泗水县金庄镇南5千米处，南北约200米、东西约40米，面积约8千平方米，时代为隋末至唐初。早期调查时曾在自然陡坡上看到残存的窑炉痕迹。发现的瓷器和瓷片全为青釉，主要器型是碗，其纹饰仅见简单的弦纹。采集到的窑具有三足支钉、支柱、垫圈、托盘等。

　　尹家城窑址位于泗水县金庄镇，东距泗水县城10千米。有两处密集区:一处在高台以南苹果园内，东西约80米、南北约50米;另一处在村的西南角近小河处，东西约70米、南北约100米。时代为隋末至晚唐。两处都曾发现过红烧土堆积和窑具、瓷片等堆积。采集到的窑具有三足支钉、支柱、垫圈等。该窑址发现的瓷器和瓷片以青釉较多，其次为白釉，还有少量的褐釉、黑釉、黄釉和酱釉，器型有碗、罐、盘、盆、砚等。装饰有弦纹、模印狮首贴花。青釉器中狮足砚最为精致，狮首鬃毛卷曲，面貌凶悍，具有山东地区特点。泗水窑的青釉器与曲阜窑产品相似。

图十七 泰安地区窑址的分布

　　宋家村窑位于曲阜市防山乡宋家村东，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1979年至1982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该窑址进行了重点调查。通过调查，该窑址产品主要有瓷杯、罐、盘口壶、器盖、盘、高足盘、盆、瓶、砚和枕等器物。采集到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托板、垫圈、垫钉和匣钵等残片。该窑址遗存较为丰富，一些器物体现出较为高超的制作技艺。通过对出土器物分析，该窑址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北朝晚期，下限不会晚于初唐。

　　息陬窑位于曲阜市息陬乡北息陬村北，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为一隋唐时期窑址。通过调查，在该窑址采集有隋代的青釉弦纹瓷碗、盘口壶、盘、高足盘、盆等残片；唐代青釉和白釉瓷碗、盘等残片；采集的窑具有三足支钉、支柱、垫圈、圆形五齿支具等。

　　徐家窑位于曲阜市防山乡徐家村西南，面积约8千平方米，年代约为隋代。通过调查，在该窑址采集到青瓷碗、杯、罐、盘、盆以及三足支钉、支柱、垫圈等窑具。

图十八 曲阜地区窑址分布

　　（三）鲁南区鲁南区发现隋代窑址也较多，主要分布在枣庄市东南部和临沂市罗庄区（图十九、二十）。

　　张岭窑位于枣庄市薛城区，距邹坞镇张岭村约五百米处，窑址面积约6千平方米。在规模较大、器物丰富，部分器物可知器形如：碗、盘口壶、罐、高足盘等，此外，窑具主要有匣钵、三叉支钉、窑棒、垫饼等。釉色方面则均为青釉。此窑址与中陈郝窑址址北区情况相似，年代应当为北朝至唐初。

　　钓鱼台窑位于枣庄市齐村镇郭村与韩庄之间的坡地上，钓鱼台山的西侧，面积约20万平方米左右。釉色则多为青釉，部分出现冰裂纹或靛蓝色。仅有部分器物可知器型如碗、盒、罐、高足盘、高足碗。此外，窑具则有窑棒、三叉支钉等。装饰纹样主要有弦纹、波浪纹，此窑址与中陈郝窑北区以及湖埠窑的年代基本相同，推测其为北朝至隋代时期。

　　凤凰岭窑距齐村镇凤凰岭村约0.3公里，北面靠近甘泉寺，西有水库东坝。由于兴修水库时，窑址受到严重破坏，于是地层被扰乱，导致窑址中心区不明。仅从瓷片分布情况观察，面积约1万平方米。在水库东坝底部，有堆积的瓷片，多为青瓷器。其中可知器型的器物有碗、高足盘、盘口壶等。在装饰纹样方面主要有弦纹、划纹。此外窑具有垫圈、三叉支钉、垫饼等。此窑址的器物与中陈郝窑北区情况较为相似，故其年代应当为南北朝至隋时期。

　　柏山窑位于齐村镇柏山村西约四十米。窑址东西长约220米，南北宽18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地面上暴露出一些瓷器残片和窑具，可辨认的器形有钵、盆、碗、高足盘及窑具三叉支钉、窑棒釉色以青釉居多，有冰裂纹，其他纹饰不明，另外还有白、黄、黑釉及白釉黑花瓷片，此窑址年代可定为隋唐、金元时期。

　　胡埠窑位于枣庄市齐村镇胡埠村西南，面积约4万平方米，年代约为隋唐时期。通过调查，在该窑址采集有青釉瓷罐、高柄豆、盘口壶、平底罐、碗等残片以及窑棒、三叉支钉等窑具。

　　中陈郝窑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北距枣庄至滕州的公路约1公里，西邻枣庄矿务局甘霖煤矿黄贝矿井，蟠龙河自北向南从村中流过。窑址面积较大，分布在以中陈郝村为中心，方圆3平方千米的范围内。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陈郝窑址是枣庄市文物管理站于1978年调查时发现。1987年9月1日-10约25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分南、北两个分区进行。共发现遗迹14处，有房基、料池、窑炉、灰坑、墓葬等。出土遗物包括托座、支钉、三足支钉、筒状支具、不规则支具、匣钵等窑具，以及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灯、鸡腿瓶、缸、人物像等瓷器和铜钱等。根据发掘及调查情况，可知中陈郝窑址大致分为青瓷区、白瓷区和黑瓷区。中陈郝窑址堆积时间延长，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较丰富。根据地层堆积、遗迹的地层关系和不同的出土遗物，可将窑址分为六期：第一期为北朝晚期；第二期为隋代，下限可能到唐代初期；第三期大体为唐代，下限可能晚到五代；第四期为北宋时期；第五期为金代；第六期为元代。中陈郝窑址延续时间长，上自北朝晚期，下迄宋元，前后近千年。遗址内地层、遗迹叠压打破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在北方地区的古代瓷窑遗址中尚不多见。窑址中各期瓷器和窑具特点鲜明，为山东境内其他地区发现的古代瓷器和窑具的断代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材料，也为探讨我国早期烧瓷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十九 枣庄地区窑址分布

　　朱陈窑位于临沂市罗庄区双月湖街道朱陈村西南，面积约12万平方米，年代约为北朝晚期至唐代。通过调查，在该窑址采集到青瓷碗、罐、碟、器盖；窑具有三叉支钉、圆柱形支具、钵状垫具和垫饼等。

图二十 临沂地区窑址分布

　　黄土堰窑位于临沂市罗庄区双月湖街道后黄土堰街道，面积约6万平方米，年代为隋唐时期。通过调查，在该窑址采集有青褐、深褐釉瓷碗、盆、罐等残片以及圆形支座等窑具。

　　通过对以上21处窑址的梳理可知，除了寨里窑，山东地区隋代的瓷窑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地区的泰安、济宁、枣庄和临沂等市，多位于泰沂山系的西南部，多在山水之间。而根据长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鲁西南地区的窑址，有自南向北发展的趋势[]。除了而这些窑址延续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北朝晚期至唐代，少数如中陈郝窑、中淳于窑等可延续到宋元至明代。然而，山东地区隋代窑址普遍未经过系统发掘，仅中陈郝窑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发掘，而重点调查的也仅有寨里窑、宋家村窑、中淳于窑、朱陈窑等。而其他多数窑址仅进行过普通的调查。再者山东地区隋代窑址普遍规模较小，仅有6处面积大于10万平方米。这些窑址生产产品多为碗、罐、杯、盆、碟、器盖、壶等日常用品，窑具主要有窑棒、窑柱、支座、支垫等。因此，可以推断这些窑址应多为当地民窑。

　　二、山东地区出土隋代瓷器类型学分析

　　山东地区出土的隋代瓷器较少，经过科学发掘的瓷器更少，主要为采集品，下文仅就我们项目组所收集到的山东地区隋代瓷器进行类型学分析。

　　（一）山东隋代瓷器出土地点概述

　　目前山东地区隋代瓷器主要出土于墓葬、窑址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建设破坏而采集的一些瓷器。其中出土于墓葬的瓷器主要有嘉祥徐敏行墓出土青瓷四系壶一件，济南山东大学新校区出土青瓷碗7件，济南章丘周皆墓出土青瓷碗1件，滕州前台墓地出土青瓷16件，其中四系罐3件，三系壶1件，四系壶4件，碗8件。临淄闻韶北幼儿园墓地出土青瓷四系壶和青瓷碗各1件。这些瓷器多有较为明确的出土背景，保存较好，时代也较为明确。特别是徐敏行墓为一纪年墓出土的青瓷四系壶较为典型，为判断山东地区隋代瓷器提供了标准。

　　山东地区隋代窑址，除了中陈郝窑经过系统发掘外，其他窑址均仅经过调查。出土于窑址的瓷器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曲阜、泗水隋唐时期窑址的调查和对中陈郝窑的发掘所获得。通过对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取的瓷器，多为残次品却种类多样。这些发现为同时期一些出土瓷器的产地找到了直接来源。其中，仅以下基础窑址经过重点调查，且正式发表。在宋家村窑采集的瓷器主要有杯、罐、盘口壶、器盖、盘、高足盘、盆、瓶、砚、枕等器物。朱陈窑采集的瓷器主要有碗和罐。中淳于窑采集器物主要有碗、瓶、罐、盆、盘等。寨里窑主要采集瓷器有碗、盆、罐、器盖、高足盘、盒、瓶等器物。中陈郝窑是目前隋代窑址出土瓷器最多的窑址，出土器物主要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

　　除了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窑址和系统调查的窑址有隋代瓷器外。山东地区隋代瓷器还有很多是非科学发掘而出土的采集品。1964年洪家楼南济南市第三砖瓦厂，该厂在厂东100米处取土时，出土一批隋代瓷器。山东大学刘敦愿先生与该厂联系，先后征集到完整器物17件，有四系壶1件，四系罐1件，瓶7件，盂2件，碗4件，杯2件，现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1964年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峄山街村出土1件褐釉带柄双系壶，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1974年山东省兖州市城郊乡旧关村出土1件青釉多足砚，现藏于兖州市博物馆。1980年山东省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处三十二处工地出土1件青釉敛口罐，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1981年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天启庙出土1件青釉四系罐，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1981年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天启庙1件青釉六系罐，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1983年山东省新泰市中东南关村出土1件青釉四系罐，现藏于新泰市博物馆。1985年山东省滕州市出土1件青釉蒜头瓶，现藏于滕州市博物馆。1986年山东省邹城市北宿镇落陵出土1件青釉双系罐，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同年山东省兖州市北门大街出土1件青釉四系罐，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1986年山东省桓台县田庄镇苟召村砖厂出土1件青釉四系罐，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1991年山东邹城市凫山街道办事处庙户营出土1件青釉双系盘口壶，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1992年出土于山东省新泰市翟镇刘馆庄村出土1件青釉双系盘口壶，现藏于新泰市博物馆。1992年在临沂北十里堡出土1件青釉八系莲花瓷罐，现藏于临沂市博物馆。2000年山东高唐县北湖27号井出土1件青釉四系罐，现藏于高唐县文物管理所[]。1983年山东大学在曲阜粉坊遗址出土四系罐2件，双系罐1件，碗1件。

　　除了以上出土瓷器，还有几件瓷器收藏于博物馆或私人之手，出土信息更加不明确。青州作为隋唐时期山东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州地区出土碗、钵、长颈瓶、短颈瓶、四系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等器物均藏于青州博物馆。临沂市博物馆收藏有青釉八系莲花瓣瓷罐和青瓷瓿各1件。德州博物收藏八系莲花瓣瓷罐和青釉长颈瓶各1件。济南市民聂禄民在济南各建筑工地采集青瓷碗、青釉四系罐、青釉高足盘、青釉兽首砚滴、青釉双系壶各1件[]。

　　（二）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

　　目前山东地区出土的隋代瓷器器形主要有罐、盘口壶、瓶、盂、盘、高足盘、盆、器盖、杯、碗、钵、砚等器物。

　　碗，出土数量众多，经过科学发掘的山东大学新校区出土7件，章丘周皆墓出土1件，滕州前台墓地出土8件，临淄闻韶北墓地出土1件，此外在洪家楼砖厂采集4件，青州南门外出土2件，曲阜宋家村窑和枣庄中陈郝窑也出土若干。这些碗造型基本相同，通常内施全釉，外施半釉，大多数外壁有泪滴状垂釉，碗心一般有三个或四个支钉烧痕。根据口沿和底部可分为三型（图二十一）。

　　A型，敞口，圆唇，沿下饰一周凹弦纹，内外均弧收，平底内凹，饼形足较矮。主要见于章丘周皆墓、滕州前台墓地、临淄闻韶北墓地、淄川寨里窑和中陈郝窑，以闻韶北隋墓出土标本M47：3为例，口径15、底径6.4、高6-7厘米（图二十一，1）。

　　B型，直口，圆唇，深腹、平底足。主要见于山东大学新校区和洪家楼砖厂，以洪家楼砖厂出土标本为例，高7-10.4，口径11.5-15.5，足径5.2-7.3厘米（图二十一，2）。

　　C型，圆唇，口微侈，深腹曲壁，沿下一周凹弦纹，圆饼状实足外撇，边棱削除，底心内凹，足根多是平旋一周，或斜削为一周凹槽。数量较少，见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以中陈郝窑出土T89①：6为代表，口径19.6、高7.6厘米（图二十一，3）。

图二十一 出土碗示意图

　　1.A型（闻韶北）2.B型（洪家楼砖厂）3.C型（中陈郝窑）

　　罐，出土数量较多，但经过科学发掘的较少，前台墓地出土3件，洪家楼砖厂、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采集和出土若干，另外在山东省博物馆等各地博物馆多有收藏。根据罐的突出特征可分为盖罐、带系罐和敛口罐，尤以带复式耳的四系青瓷罐最具时代特征（图二十二）。

　　A型青釉盖罐，仅在1987年山东省枣庄市中陈郝瓷窑遗址出土1件，现藏于枣庄市博物馆的标本为例。通高21.5，口径7，足径9.2厘米。覆盘形盖，上有宝珠状钮，罐敛口，圆唇，广肩，鼓腹，假圈足，底内凹。外施青釉不及足，内施全釉（图二十二，1）。

　　B型带系青釉罐，在罐肩部多有复式耳组成的系，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根据肩部系的可分为双系、四系、六系、八系四式。

　　Ⅰ式青釉双系罐，1986年山东省邹城市北宿镇落陵出土1件，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1983年曲阜粉坊遗址出土1件，现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高11.5，口径9.5，足径7厘米，口微敛，矮颈，圆腹，饼形足，肩部有双耳，腹部压印弦纹，施淡青色釉，腹下和底部露胎（图二十二，2）。

　　Ⅱ式青釉四系罐，出土较多，在洪家楼砖厂、桓台县田庄镇苟召村砖厂、高唐县北湖27号井、新泰市中东南关村、邹城市太平镇天启庙、兖州市北门大街、曲阜粉坊遗址、滕州前台墓地和中陈郝窑均有出土。均直口，方唇，广肩，肩部有四系，平底内凹，外施半釉，内施全釉。以1987年山东省枣庄市中陈郝瓷窑遗址出土，现藏于枣庄市博物馆的四系罐为例，高31，口径21.7，底径15厘米，肩和腹部各饰一周堆纹（图二十二，3）。

　　Ⅲ式青釉六系罐，出土数量较少，仅在邹城市太平镇天启庙和中陈郝窑出土。以1987年山东省枣庄市中陈郝瓷窑遗址出土，现藏于枣庄市博物馆的六系罐为例。高17.5，口径10，底径9.7厘米。侈口，矮颈，溜肩，肩部有六系，鼓腹，平底。外施半釉，内施全釉。腹上部附加堆纹，中部饰莲花纹（图二十二，4）。

　　Ⅳ式青釉八系莲花瓷罐，出土数量较少，在临沂北十里堡、临邑县翟家乡、另临沂市博物馆藏一件出土地不明，这三件馆均直口，短颈、鼓腹、假圈足，颈部附贴四组双系，器身饰以莲瓣贴塑，上腹部施青釉，下腹部无釉，灰白胎质。尤以临邑县翟家乡出土，德州博物馆藏的八系罐最为精美。该罐口径13.1，高25.7，底径11.5厘米。罐身近椭圆形，器形规整。口沿内外及上腹部施青釉，下腹部及器底为素胎，呈灰白色，胎质细腻精致。系间饰以贴花，肩腹部饰双弦纹、垂莲瓣贴塑及划花水草。造型规整，釉色均匀，体现了隋代较高的陶瓷制作工艺，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图二十二，5）。

　　C型青釉敛口罐，仅在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处三十二处工地、青州、临沂发现3件，均敛口，鼓腹，饼形足，通体施青釉，釉不及足。以邹城市发现的敛口罐为例。该罐高15，口径11.5，足径10厘米（图二十二，6）。

图二十二 出土瓷罐示意图

　　1.A型（中陈郝窑）2.B型Ⅰ式（邹城北宿镇）3.B型Ⅱ式（中陈郝窑）

　　4.B型Ⅲ式（中陈郝窑）5.B型Ⅳ式（临邑翟家乡）6.C型（邹城钢山）

　　盘口壶，发现数量较多，但经过科学发掘的较少。其中，徐敏行墓出土1件，前台墓地出土5件，闻韶北墓地出土1件，洪家楼砖厂采集1件，新泰市刘馆庄村采集1件，邹城市凫庙户营采集1件，邹城市峄山镇峄山街村采集1件，在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亦发现若干。根据釉色和是否带柄可分为二型（图二十三 ）。

　　A型，黑釉带柄双系壶仅发现1件，1964年出土于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峄山街村，现藏于邹城市博物馆。高16.7，口径5.2，底径5.5厘米，盘口，束颈，溜肩，圆腹渐收至底，肩部两系，平底，一侧有一柄，高于壶的口沿而深入口内，施褐色釉，造型生动别致（图二十三，1）。

　　B型，青釉盘口壶，根据肩部系的数量可分为三式。

　　I式，双系盘口壶，在邹城和新泰各发现1件，大小形制相似，以1992年出土于山东省新泰市翟镇刘馆庄村，现藏于新泰市博物馆的那件为例，高19，口径6.5，底径6.2厘米。盘口较深，颈瘦长，条状双系贴附肩部，椭圆形腹，平底，施青釉不到底，有流釉现象（图二十三，2）。

　　Ⅱ式，三系盘口壶在滕州前台墓地发现1件，口部残，细颈，肩部有三个桥形耳，平底略内凹。器表上部施酱色釉，略有剥落，底径6、壁厚0.4-0.8，残高16厘米，胎质细腻，灰白色（图二十三，3）。

　　Ⅲ式，四系盘口壶出土数量略多，在滕州前台墓地、嘉祥徐敏行墓、济南洪家楼砖厂、临淄闻韶北墓地、青州五里井塘遗址、中陈郝窑和宋家村窑均有出土。以1987年山东省枣庄市中陈郝瓷窑遗址出土，现藏于枣庄市博物馆的标本为例。高21.3，口径7，底径6.2厘米。该壶盘口、束颈，广肩，肩部有四系，鼓腹，平底，外施青釉不及底（图二十三，4）。

图二十三 出土盘口壶示意图

　　1.A型（邹城峄山）2.B型Ⅰ式（新泰翟镇）3.B型Ⅱ式（滕州前台墓地）

　　4.B型Ⅲ式（中陈郝窑）

　　瓶，主要发现于济南洪家楼砖厂和德州，另在淄川寨里窑和曲阜宋家村窑也有采集。根据瓶颈可分为短颈瓶和长颈瓶二型（图二十四）。

　　A型，短颈瓶，4件，分别出土于济南洪家楼砖厂、淄川寨里窑、青州弥河贾庙遗址和滕州。根据口沿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出土于洪家楼砖厂，浅盘口，口沿微侈，腹呈卵形，平底足内凹，底中心部位凹入较深。淡土黄胎，施半釉，釉色淡青，泪痕呈天蓝色。通高17.8、最大腹径12、口径5.2、足径7.2厘米。此瓶造型秀丽，比例协调，釉色晶莹匀净，可称佳品（图二十四，1）。

　　Ⅱ式，1993年出土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寨里窑，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卷沿，圆唇，束颈，鼓肩垂腹，平底。白褐色胎质，下腹部、底部露胎，余部施青釉。肩部饰弦纹。高40，口径12.3，底径10.5厘米（图二十四，2）。

　　Ⅲ式，蒜头瓶，1985年出土于山东省滕州市，现藏于滕州市博物馆，上部为蒜头形盂，束颈，溜肩，卵腹，圈足。施青釉不及足。颈部饰凸弦纹一周，下饰连珠环纹一周7枚，肩部凹弦纹两周，间饰连枝叶纹6片，连珠纹一周7枚。高17.5，口径2.8，足径5.3厘米（图二十四，3）。

图二十四 出土瓷瓶示意图

　　1.A型Ⅰ式（济南洪家楼）2.A型Ⅱ式（寨里窑）3.A型Ⅲ式（滕州市博物馆藏）

　　4.B型Ⅰ式（德州市博物馆藏）5.B型Ⅱ式（济南洪家楼）

　　B型，长颈瓶，7件，6件出土于洪家楼砖厂,1件现藏于德州市博物馆，1件出土于青州，根据口沿情况分为二式。

　　Ⅰ式，平口长颈瓶，4件。此式瓶，颈与腹的长度比例几乎相等，颈的最细处1.7、最大腹径13、通高19.5-20.6厘米，造型匀称、美观。一件黄色胎，淡黄褐釉，因瓶壁表面不平，故着釉不匀，在颈、肩、腹部呈现出轮旋纹痕和淡黄色斑点。此瓶为浅圈足。另一件，平底足凹入较深，土黄胎，青绿釉泛黄，有细开片纹。还有二件为素烧器，灰胎，壁面平整光滑，浅圈足（图二十四，4）。

　　Ⅱ式，侈口长颈瓶，3件。皆灰胎。一件施青釉，泪滴较多，平底足微内凹。一件为素烧器，浅圈足。二者造型与平口长颈瓶相仿，不同之处是口沿外侈，颈部缩短，腹部增长（图二十四，5）。

　　无论平口或侈口长颈瓶，在颈肩间皆有一周弦纹看来，此类器物是颈与腹部分别制成坯胎后接在一起的，所以在结合处有一道明显的弦纹。这类长颈瓶在北朝晚期墓葬中即有出土，一直延续到唐代。

　　高足盘，出土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济南聂禄民在济南建筑工地也有采集，胎体较厚重，质细，多呈青灰色，青釉泛绿，内施全釉，外施至足部（图二十五）。

　　A型，圈足较高，根据口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圆唇，侈口，浅腹，折腰，平底，喇叭状圈足较高，以济南市民聂禄民采集的高足盘为例，口径16、高10.9厘米（图二十五，1）。

　　Ⅱ式：圆唇，敞口，浅盘，喇叭状高圈足，内底有支烧痕，以中陈郝窑C1：14为例，口径14.8、高8.6厘米（图二十五，2）。

　　B型，圈足相对较矮，圆唇，敞口，浅盘，喇叭状高圈足，以中陈郝窑C1：13为例，口径14.8,、高5.4厘米（图二十五，3）。

图二十五 出土高足盘示意图

　　1.A型Ⅰ式（聂禄民采集）2.A型Ⅱ式（中陈郝窑）3.B型（中陈郝窑）

　　盂，2件，均采集于济南洪家楼砖厂，皆施青釉。根据口部特征分为二型（图二十六）。

　　A型直口盂，矮颈，直口，尖唇，鼓腹，平底无足，底部微内凹，釉面有黑色斑点（图二十六，1）。

　　B型敛口盂，无颈，敛口，圆唇，鼓腹，平底无足，底部微内凹，有脱釉的现象（图二十六，2）。

图二十六 洪家楼砖厂出土盂示意图

　　1.A型 2.B型

　　杯，主要出土于洪家楼砖厂、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形体较小，和碗的造型相似，实足较高，削棱一周，底心内凹，内施全釉，外施半釉。通高5.4-6.4，口径8.7-9.6，足径3.9-4.6厘米。按照造型的不同，分为二型：

　　A型：圆唇，侈口，壁较厚，深腹，内底粘有三足支钉或留有三足支钉烧痕（图二十七，1）。

　　B型：尖唇，直口，壁较薄，腹比Ⅰ式还深，青灰胎，质坚硬，青绿釉，细开片，杯心无支烧痕，多有天蓝或紫蓝积釉（图二十七，2）。

　　多足砚，4件，胎体厚重，质细腻，灰白色或青灰色，圆形多足，青釉，底部足及纹饰各不相同。

　　1件出土于山东省兖州市城郊乡旧关村，现藏于兖州市博物馆。圆形，砚面呈辟雍形，有砚墙，水池，中间为雍台，台面有斑点，粗糙不平。台下呈斜坡状伸向水池与砚墙相连，斜坡一周印有8组水鸟啄鱼图。砚下部由29个浮雕象头组成圈足。砚外部施青釉，内部无釉。砚面直径20厘米（图二十七，3）。

　　1件出土于宋家村窑。圆形多足，方唇，直口微内敛，砚面隆起，无釉，其余部位均施釉，外壁有凸棱，其下堆附若干足，均为模制。砚足有两种形式：一种狮首人身力士像，裸体，乳腹丰满隆凸，跪坐，双手握拳抵于大腿上；另一种花蕾形，饱满肥硕，蒂残。砚面直径23厘米。

　　2件出土于中陈郝窑，方唇，敞口，砚面中部隆起，沿下饰一周突棱，高圈足，足上贴约二十二个蹄形足。砚面直径18.4厘米。

　　盆，出土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多不能复原。仅中陈郝窑T138⑤：12一件较为完整。该盆内施全釉，外施半釉，胎体厚重，胎质粗细均匀，多灰白色。圆唇，折沿，敞口，深腹，平底。多青釉泛黄，有脱釉现象，口径26.4、高11.2厘米（图二十七，4）。

　　器盖，出土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胎质细腻，盖顶施釉。

　　A型：灰白胎，实足状钮。青釉泛黄，盖顶饰四周细凹弦纹，以中陈郝窑T138⑤：11为例，口径8.6，高4厘米（图二十七，5）。

　　B型：覆碟式，盖面隆凸，灰白胎，淡青釉，可能是罐盖，以宋家村窑出土标本为例，口径7.1、钮高1厘米（图二十七，6）。

　　盘，出土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胎体厚重，胎体较细。青灰色胎，内施全釉，外施半釉。多数内底有支烧。有二式。

　　A型：直口，唇稍尖，折腹，浅盘，厚平底。青绿釉。以中陈郝窑T1⑤：38为例，口径18，高3厘米（图二十七，7）。

　　B型：敞口，折腹，内底较平，实足较高。青釉泛绿。口径13.8-15.1，高3-3.6厘米。以中陈郝窑C1：22为例，口径14，高3.4厘米（图二十七，8）。

　　钵，均出土于中陈郝窑，内施全釉，外施半釉，内底大多有支烧痕，有二式。

　　A型：均不能复原。胎体较薄，质细腻，灰白色。方唇或圆唇，敛口，曲壁深腹，腹部外壁饰两组凹弦纹。青釉，脱釉严重。以标本T1⑤：39为例，口径16，残高11.4厘米（图二十七，9）。

　　B型：胎质较细，红褐色。圆唇，口微敛，腹较浅，，腹外壁饰一周凹弦纹，厚平底，青釉泛绿。以标本T160④：23为例，口径16，高6厘米（图二十七，10）。

图二十七 出土杯、砚、盆、器盖、盘、钵示意图

　　1.A型杯（中陈郝窑）2.B型杯（宋家村窑）3.砚（兖州市城郊乡）4.盆5.A型器盖（中陈郝窑）6.B型器盖（宋家村窑）7.A型盘（中陈郝窑）8.B型盘（中陈郝窑）9.A型钵（中陈郝窑）10.B型钵（中陈郝窑）

　　三、山东地区隋代瓷器的流通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山东地区隋代的窑址主要集中在鲁中南地区的泰安、济宁、枣庄和临沂等地环泰沂山脉的西南侧，尤其是现今京台高速两侧。而这些窑址从目前调查和发掘的情况看，在隋代基本为民窑，且规模有限，产品多为碗、罐、盆等日常用品，仅中陈郝窑、凤凰岭窑、胡埠窑、宋家村窑、息陬窑可生产诸如盘口壶、四系罐、多足砚等制作难度略高且较为珍贵的器物。这些窑址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鲁北区域以淄川寨里窑为代表，目前仅发现这一处窑址；鲁中南区域以泰安中淳于窑和曲阜宋家村窑为代表窑址群；鲁南区域以枣庄中陈郝窑和临沂朱陈窑为代表的窑址群。而这些窑址成群分布，仅个别经过科学发掘，所以对产品进行追根溯源时，除个别特殊器物外，对于诸如碗、盆等常规器物，可能出自于器形相同的某一窑址，也可能出自该窑址群中的其他窑址。所以，山东地区隋代瓷器主要分布于窑址、窑址周边的墓地等，仅个别器物会流通至周边地市（图二十八）。下文将以墓葬及抢救采集的瓷器为主体并联系相关窑址情况进行分析。

图二十八 瓷器出土地点及窑址分布图

　　碗是中国古代瓷器中最为常见的器物，同样在山东隋代出土瓷器中碗也是除窑址外出土器物最多的器物。其中A型敞口碗发现较多，分布较广，出土于闻韶北的，如果以就近原则而论，则可在淄川寨里窑有发现。济南周皆墓就近则可见于泰安中淳于窑。滕州前台墓地距离中陈郝窑仅15千米，其出土的A型碗也多见于中陈郝窑。B型直口碗，主要见于山东大学新校区两座墓出土以及洪家楼砖厂采集，此类碗较为少见，在山东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曲阜宋家村窑等调查时发现有类似碗。C型碗，口微侈,仅见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

　　罐也是古代最为常见且出土较多的器物，山东地区出土的隋代瓷罐所占比例较大。其中，A型青釉盖罐仅发现于中陈郝窑，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B型为带复式耳的青瓷罐发现较多，可分为四式。B型I式双系罐仅在邹城和曲阜出土2件，釉色较浅，有北朝遗风，可能为北部的曲阜宋家村等窑址的产品。Ⅱ式青釉四系罐发现较多，且分布广，北可至淄博市桓台县，向南202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临沂兰陵县也有发现。而根据目前窑址调查和发掘的情况看，此类罐多生产于中陈郝窑，虽然曲阜宋家村窑也有采集，但仅见瓷片未见完整器。Ⅲ式六系罐仅在邹城市太平镇天启庙和中陈郝窑出土，故其产地应为中陈郝窑。Ⅳ式八系罐，仅在临沂和德州发现三件，从罐的釉色、肩部系的装饰情况，腹部的莲花贴塑装饰的手法观察，临沂的两件与中陈郝窑出土的六系罐较为接近，可能为中陈郝窑的产品，而德州发现的那件则可能是安阳相州窑的产品。C型敛口罐仅在邹城和临沂各发现1件，其中邹城出土那件敛口罐釉色与邹城出土的双系罐相同可能同产自于曲阜宋家村窑，而临沂出土的敛口罐可能为朱陈窑产品。

　　盘口壶也是山东地区隋代瓷器的代表性器物，出土较多。其中A型褐釉带柄双系壶仅发现1件，根据其近黑褐的釉色和带柄的盘口壶造形，与浙江德清窑所产的带柄鸡首壶较为类似，而其较为修长的造形则在浙江发现有类似的青瓷带柄盘口壶[]，故推测该壶可能来自浙江德清窑。

　　B型青釉带系盘口壶占据主流，其中I式双系盘口壶仅在邹城和新泰发现2件，并未在窑址有所发现。但通过对釉色，盘口、腹部，双系的装饰方法等方面的观察，可以推断应与中陈郝窑所生产的四系盘口壶较为接近，可能为四系盘口壶的前身，其产地可能为中陈郝窑。Ⅱ式三系盘口壶仅在滕州前台墓地发现1件，除肩部系的数量不同外，基本与该墓地及中陈郝窑出土的四系盘口壶形制相同，故该式壶的产地也应为中陈郝窑。Ⅲ式四系盘口壶出土数量略多，其中滕州前台墓地和临淄闻韶北墓地出土的盘口壶釉色和形制与中陈郝窑出土同类器物相似，可能为中陈郝窑的产品。而济南洪家楼砖厂和嘉祥徐敏行墓出土盘口壶则与宋家村窑同类器物的釉色和形制较为相似，可能为宋家村窑的产品。

　　瓶发现数量较少，其中A型短颈瓶3件出土于不同地点，洪家楼砖厂采集的Ⅰ式短颈瓶，该跟安阳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出土的瓶，造型完全一样[]。Ⅱ式短颈瓶出土于淄川寨里窑。Ⅲ式蒜头短颈瓶出土于滕州，可能为以中陈郝窑为代表的窑址群的产品。B型长颈瓶6件为洪家楼砖厂采集，1件收藏于德州博物馆，1件出土于青州。该形制的瓶在山东地区隋代窑址暂时未发现同类器物，在对曲阜宋家村窑进行调查时发现有类似瓶的残片，但无完整器。而1993年对安阳胜利小区M35发掘过程中，发掘出类似的瓶[]。所以A型Ⅰ式短颈瓶和B型长颈瓶可能为安阳相州窑的产品，应为自安阳由西向东流通。

图二十九 相州窑产品

　　1.短颈瓶（张盛墓）2.长颈瓶（胜利小区M35）3.相州窑4.安阳县文管所藏

　　高足盘，出土于宋家村窑、中陈郝窑和济南的建筑工地，其中A型Ⅰ式高足盘和B型高足盘均为中陈郝窑产品。而济南聂禄民采集高足盘的形制和釉色则与相州窑同类器物较为相似。

　　多足砚主要发现于兖州、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其中发现于兖州那件多足砚形制精美，虽然在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未发现完整的多足砚，但是根据宋家村窑出土砚足的残片，可推断兖州那件多足砚可能来自宋家村窑。

　　盂仅在洪家楼砖厂发现2件，目前尚未在相关窑址发现类似者。

　　杯主要在洪家楼砖厂、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发现，其中洪家楼砖厂出土的杯与宋家村窑出土杯相似，其产地应为以宋家村窑为代表的窑址群。

　　盆，均出土于宋家村窑。钵均出土于中陈郝窑。

　　器盖和盘，均仅出土于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

　　四、来自科技考古的证据

　　笔者负责发掘的临淄闻韶北墓地出土隋代青瓷碗和青瓷四系壶各一件，故对折两件器物的胎釉成分进行检测，从而推测这两件器物的产地。

　　（一）样品制备

　　本次实验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实验室完成。使用仪器包括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SEM-EDS)、超景深显微镜等。

　　样品选定后，需要完成检测前的制样准备，步骤如下:

　　1、清洗:用软毛刷将样品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过程中注意不要损坏釉层。之后再用超声波清洗器进行二次清洗。

　　2、切割:选取胎、釉保存情况都较好的位置，用切割机切下大小适宜的一部分。切割过程中尽量保证切割面的平整、光滑。

　　3、包埋与脱膜:首先在橡胶模具中喷洒脱模剂。将样品切割面朝下放入模具中，并记录好每个样品的编号。将环氧树脂混合液倒入模具中，约没过样品两厘米处。静置1小时待其自然凝固，直接脱膜。

　　4、磨抛:先将镶样的底面进行打磨，使底面平整。再将样品切割面向下，依次用220目、600目、800目、1200目、1500目、2000目、2500目在抛磨机上进行打磨，使样品切割面露出新鲜的截面。整个过程中要保持镶样正面和底面的平行。打磨过程中要将切割面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直至切割面上无划痕为宜。最后分别用1、0.25Micron粒度的金刚石抛光剂将镶样抛光。制样完成后，再用超声波清洗器将镶样清洗。

　　（二）检测仪器与检测步骤

　　本文选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SEM-EDS)，对所选样品的主量元素成分进行检测。Phenom XL扫描电子显微镜使用参数为电子光学照明CeB6灯丝，电子放大倍数100000倍，分辨率≤15nm。能谱分析仪是美国EDAX公司Genesis2000XMS型X-射线能谱仪，使用参数为真空度60Pa，电压15KV及配套电流，能谱探测器能量分辨率<137eV。

　　对检测仓和样品用除尘罐进行除尘，将样品粘上导电胶带后放入检测仓。选取胎、釉保存较好的部位进行检测。检测时样品在仪器镜头下放大至300倍，调整好焦距、亮度和对比度。检测时，每个样品的胎、釉分别选择三个不同的部位进行点扫描，所得数据取平均值。

　　（三）检测结果

　　通过检测可知，这两件瓷器胎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铝，其中碗的二氧化硅的含量略高于盘口壶，碗的氧化铝的含量略低于盘口壶，其他充当助熔剂的成分差别不大。说明两件器物烧造的瓷土应不同，这两件器物应该在不同的窑址烧造。而两件瓷器的釉主要成为为二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钙，但是主要成分差别不大，说明两个瓷器施釉方法类似。通过将这两件器物的胎釉成分与已发表的窑址的胎釉成分[]进行对比，可知盘口壶的胎釉成分与中陈郝窑瓷片的成分较为接近，而碗的胎釉成分则更接近寨里窑的瓷片成分。这个结果与我们通过器形对比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山东地区隋代瓷窑址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地区，但是多数窑址并未经过系统发掘，经过重点调查的窑址也较少， 近些年也无相关成果发表。而目前山东地区出土或采集的瓷器多为日常生活用器，其产地也多为距离较近的窑址。盘口壶、多系罐以及多足砚则为少有的较为高档的器物，其产地主要为中陈郝窑和宋家村窑两处较为典型且规模较大的窑址，这些器物也流通到山东其他地区。

　　第五章余论

　　通过上文的梳理分析可知，山东地区隋代相关的考古遗存发现甚少，墓葬发现数量较少，且多为抢救性发掘。虽然，通过第三章的研究，无论是贵族墓还是平民墓均有发现，且鲁北和鲁南均有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山东隋代墓葬发现和研究上的空白。然而与同处于北方的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大同地区、安阳邯郸地区、郑洛地区相比，山东地区隋代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均相差甚远。所以，在日后的发掘和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对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更加重视，另一方面北朝到隋唐时期墓葬出土物的研究需要细化，在碑文之外，建立器物类型学的年代标尺，如此才能发现更多的隋代考古遗存。

　　山东地区隋代考古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中陈郝窑的发现，该窑址自北朝开始烧造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其中第二期为隋代窑址，规模较大，产品见于山东各地墓葬以及发掘工地采集的器物。除了对中陈郝窑的发掘，山东大学师生还重点调查了泰安和曲阜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窑址，其中尤以曲阜宋家村窑提供了重要资料。附近的粉坊遗址出土的几件器物质量也甚好，可惜资料始终未发表。山东大学这些调查发掘活动则可追溯到刘敦愿先生1964年在洪家楼砖厂抢救采集到的17件瓷器。所以，如今我们必须对刘先生当年的文保精神和学术前沿意识表示敬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关于山东隋代瓷窑址的系统调查和发掘几乎中断。而本课题的选题立意便是以临淄发现隋代墓葬和瓷器为契机，希望重新唤起学界对山东隋代考古的重视。

　　如果将半个多世纪以来隋代墓葬的抢救发掘和窑址的调查发掘相结合便是本文第四章第二、三节对隋代瓷器类型学和流通的分析。然而由于我们自身学力以及研究条件的有限，本文仅对出土瓷器在类型学上进行对比进行追根溯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山东地区隋代瓷器多为本地生产，多数出土瓷器可追溯至宋家村窑和中陈郝窑。其中，盘口壶和罐分布较广，可见这类产品具有较广的流通性。山东地区出土的瓷器除了来自本地窑址外，还有部分可能来自安阳的相州窑和浙江的德清窑。

　　及时采用科技分析瓷器的胎釉成分也仅限于我们在临淄发掘的两件器物。所以，如果想对山东地区隋代瓷器生产和流动这一问题的完整回答，还需要日后，对各地窑址的调查和发掘，特别是淄川寨里窑、曲阜和泰安地区的窑址。唯有积累有足够多的材料，方能对器物进行系统的类型学分析，才能积累更多的胎釉成分数据，对瓷器生产和流通进行更加精准地回答。从而，也能从社会考古的角度更好地回答山东地区瓷窑址是怎样的整个生产操作链。

　　除了墓葬和窑址的发掘之外，我们山东地区目前尚未有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工作。如果说墓葬反映当时人死后的世界，窑址是平民的生前生产活动，各类佛教遗迹反映当时人的精神信仰，那么对同时相关聚落的发掘则不仅能更全面地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社会面貌，也能将目前已知这些较为零散的墓葬、窑址、佛教石窟进行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本课题仅从墓葬及出土的瓷器联系到相关窑址，反映隋代社会的一个侧面，不足之处，则请各位方家多多指正。

　　参考文献：

　　一、报告和简报

　　1.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第1期。

　　3.河南省博物馆：《安阳地区文化局.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

　　4.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

　　5.宋百川、刘凤君：《山东大学基建工地出土古代陶瓷器》，《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第3期。

　　7.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年第4期。

　　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9.宋百川、刘凤君、杜金鹏：《曲阜宋家村古代瓷器窑址的初步调查》，《景德镇陶瓷》1984年第S1期。

　　10.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寨里窑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

　　11.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

　　12.宋百川、刘凤君：《山东曲阜、泗水隋唐瓷窑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1期。

　　13.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14.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枣庄市博物馆：《山东枣庄中陈郝窑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5.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

　　1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泰安县中淳于古代瓷窑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第1期。

　　17.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嘉祥英山二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第11期。

　　1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枣庄市博物馆：《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20.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1期。

　　21.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文物》1992年第8期。

　　22.冯沂：《山东临沂朱陈古瓷窑址调查》，《考古》1995年第8期。

　　23.宁萌棠：《山东章丘隋代周皆墓》，《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2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隋代吕道贵兄弟墓》，《文物》2005年第1期。

　　25.淮南市博物馆：《寿州窑》，文物出版社，2014年。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台北朝至隋代墓葬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27.安徽省六安市文物保护中心：《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两座隋代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3年第2期。

　　2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闻韶北幼儿园墓地发掘简报》，《中国社科史学 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6月。

　　二、专著

　　1.枣庄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枣庄市志》，中华书局，1993年。

　　2.栾丰实、方辉、靳桂云：《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

　　3.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 第一本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 附录一：隋唐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年。

　　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 山东分册 下》，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

　　5.孙新民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河南》，科学出版社，2008年。

　　6.谢治秀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山东》，科学出版社，2008年。

　　7.曹锦炎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浙江》，科学出版社，2008年

　　8.聂禄民：《鲁民藏瓷》，黄河出版社，2014年。

　　9.（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0.栾丰实主编：《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2.孔德铭主编：《抟土为金安阳相州窑及相州窑瓷器考古新发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

　　13.（瑞典）蒙特柳斯著，藤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

　　14.王巍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 网络版》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485250&Type=bkztb

　　三、论文

　　1.宋百川：《济南市洪家楼出土的一批隋代瓷器》，《文物》1981年第4期。

　　2.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 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3.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3期。

　　4.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5.郑岩：《崔芬墓壁画初探》，临朐县博物馆：《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6.罗丰：《北魏漆棺画中的波斯风格》，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7.赵丛苍、郭妍利：《科技考古学初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8.倪润安：《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9.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10.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 走出自己的路》，故宫出版社，2018年。

　　11.周杨：《山东嘉祥徐敏行墓“宴乐图”再析》，《形象史学》2020年第1期。

　　四、学位论文

　　1.石文嘉：《隋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4年。

　　2.郭美晴：《山东地区北朝至隋瓷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1年。

　　3.周慧：《鲁西南瓷窑址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1年。

　　本课题报告的阶段性成果已于2024年刊发在《中国社科史学》第1辑。

　　项目批准号：23ZBSK062

　　项目负责人：陈魁

　　所在单位：临淄区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