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淄博市积极响应号召，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特别是2022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全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推出了一批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研究作品。为充分展示淄博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有为、再创佳绩，特选取部分优秀研究成果予以刊登。

　　一、传统家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传统家训文献的资料搜集和整理

　　从已经出版的典籍看，《四库全书》（收录家训171种）系列、《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丛书集成初编》《中国丛书综录》（收录家训119种）等皆为重要的参考文献、研究资料和工具书，其中的历代家训包含了存留下来的大部分家训文献。《戒子通录》（据统计，《戒子通录》第一至第七卷收父训一百三十六篇，第八卷收母训三十五卷，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材料来源广泛，有经书、有史传，有文集；体裁不论，有语录，有诗歌，有散文）《女四书》《五种遗规》《课子随笔》等辑录的家训文献资料也能够为相关的家训文献整理提供部分有价值的资料。现仅重点梳理以下几套重要的丛书和近年编辑出版的若干家训文献，以为本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支撑。

　　一是《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该书家训文献包括家训、家书、训子诗歌词诀、格言箴规等等。《家范典》中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详细具体，范围及其广泛，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径。《家范典》是研究古代家训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具有重要的价值。但该书为语录体汇集，资料零杂，且无标点，需要根据该书线索花大力气整理全文并作考证、校释。

　　二是“丛书集成”系列，包括《丛书集成初编》及其新编、续编、三编。该书收有家训名篇数十部，有《颜氏家训》、《黑心符》、《袁氏世范》、《家训笔录》、《放翁家训》、《郑氏规范》、《庭帏杂录》、《杨忠愍遗笔》、《家训要言》、《训子言》、《庞氏家训》、《药言》、《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蒋氏家训》、《恒产琐言》、《聪训斋语》、《德星堂家订》、《许云邨贻谋》等。其中《训子言》虽冠以“训子”二字，但其内容仅为作者袁黄玉云谷禅师之对话，完全与训子无关。这说明编者在收录家训文献时缺乏理论上的科学认识。这些家训仅作简单断句，且多有错讹之处，需要考订、校释。

　　三是《渊鉴类函》，该书中的家训文献集中在“人部”的“训子”“贤母”“兄弟”“家范”“鉴诫”篇中，其中涉及的家训内容较为广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该书资料零杂，且无标点，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整理全文并作考证、校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训汇编作品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出版了约近50种传统家训著作汇编。

　　徐少锦主编的《中国历代家训大全》（1993）是较早辑录和整理家训文献的著作。由夏家善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家训丛书（1995），辑录了上自周朝、下至清末两千多年间重要的家训著作，内容较为丰富全面。包括《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双节堂庸训》《帝王家训》《名臣家训》《名人家训》《历朝母训》《家庭训语》《家训要言》《蒙训必备》《历代家规》等12册。李茂旭主编的《中华传世家训》（1998），分上下两卷，包括励志、勉学、修身、处世、治家、为政、慈孝、婚恋、养生九编，每部分以朝代为序，分别介绍。后来李茂旭和郭齐家共同主编的《中华传世家训经典》，实际上是将前书的两卷九编重新组合分为四卷而已。该书虽包含了中国历代 400 多位作者共 2000余则家训作品，但由于为摘录式汇辑，家训文献不完整，无法让读者看到历代家训思想史料的全貌，也不便于研究者系统了解原文。此外，还有成晓军主编的《帝王家训》、《名儒家训》等五本家训系列丛书（1996），赵忠心的《中国家训名篇》（1997）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此处不一一赘述。

　　赵振《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2014）是第一部家训文献的目录学著作。该书所收家训上起先秦，下至清末，以历代编纂的以治家教子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文献为主，并酌情收录少量具有家训作用和影响的蒙学、乡约与训俗文献。由于该书对所收家训专著，每部均仿《四库全书总目》体例撰写提要，包括作者简介、历代书目著录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评述、价值评判、常见版本等，为本研究的文献查找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该书所收录的家训文献均为篇幅较长、卷帙较多的传世家训专著，单篇的教子诗文并未予以收录。

　　总体来看，目前传统历史典籍中的家训文献除专书外，相对零散，整理不够，亟需进行系统的搜集与整理。而已出版的家训文献多为零散摘录或分类语录摘编，全文收编较少，而且这些家训汇编和节选有很高的相似性和重复性，缺少系统全面的搜集，也缺少整理、勘误、编校。2017年，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全十二册）出版，改集成是近年来家训文献整理的新成果，收录了历代编纂的以治家教子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文献，并酌情收录具有家训性质、作用或影响的蒙学、女学、乡约与训俗文献。此外，该集成考订严谨，校勘细致，为每一种著作撰写了题解，介绍作者生平、著作内容以及版本情况等。较为全面详尽的弥补了已有文献资料的不足，该集作为家训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能够为传统家训资源的开发提供必要的文献依据。

　　（二）传统家训文献的资料开发与利用

　　中国传统家训资源内涵丰富，既包括伦理道德教育，也包括谋生技能的传授、文化知识的获取和处世哲学的告诫等。重视并深入挖掘传统家训文献中的优秀教育资源的当代家风构建和青少年德育具有重要意义。

　　以《颜氏家训》为例，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训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学术界对其研究热情一直不减。王文娟作《二十世纪以来<颜氏家训>研究综述》（2014）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不同时期的学者对《颜氏家训》的研究概况，内容涉及到教育学、文学、文献学等层面，为笔者节省了收集资料的时间。由于《颜氏家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不少学者热衷于从不同角度挖掘其价值。如尹旦平从道德层面，指出《颜氏家训》“涵摄了重人伦、行仁义、遵礼教、慎交游、倡忠信等广博的道德教育内容。”钱国旗探讨了《颜氏家训》的齐家之道，认为其“无论是对治家原则的把握，还是对家庭人伦关系的关注，其思想宗旨皆在于通过确保家庭的和谐与秩序达到家道的长远；而有关修身立名、传业扬名的训诫，则集中体现了家族意识中更为积极的价值取向。”黄爱妹、张艳华等人关注《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并从中挖掘其当代意义。此外，还有学者关注《颜氏家训》中的儿童教育思想、艺术教育思想、儒释道思想以及它方面的研究，此处不一一赘述。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不仅为笔者梳理的研究思路，也反映出《颜氏家训》独特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

　　此外，《袁氏世范》作为可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其内容涵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者对《袁氏世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如陈延斌从伦理教化层面对《袁氏世范》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张学强、李玉丽通过对《袁氏世范》内容的梳理与分析，得出家庭教育思想《袁氏世范》其重心，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德为本、强调仁爱的处世哲学，量入为出、勤俭为要的持家之道，救难怜贫、博施济众的人道思想，切近实际、使之有业的教子理念及同情女性、提倡女教的女子教育主张。封娟、焦唤芝的硕士学位论文同样探讨了《袁氏世范》中蕴含的家庭伦理思想，肯定了其在现代家庭伦理构建中的借鉴意义。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袁氏世范》中的女性思想、理财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这里不一一论述。

　　中国传统家训资料内涵丰富，以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家训作品《颜氏家训》和《袁氏世范》为例，其中蕴含的很多内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其中蕴含的家庭伦理思想，为人处世道理、为学交友思想等，不仅对青少年德育具有启示意义，在现代家庭伦理构建及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传统家训与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内涵

　　德育是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家训作者撰写家训意识增强，古代不同阶层的家训作品中格都强调继承家族的良好家风，重视对子弟的品格教育。

　　（一）不同阶层的家训作品及其教育内涵：帝王家训、士族家训与庶民家训

　　帝王家训。基于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态，帝王家训无疑是家训的重要范畴，且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来。程时用的《汉唐之际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2004）、《浅析中国古代帝王家训》（2009）、《历代帝王与我国传统家训的发展》（2010）等，这些研究从历时性出发，对历代帝王家训进行了梳理和概括。也有针对具体的帝王家训或家训作品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多集中在几位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帝王身上。如周公、刘邦、唐太宗、明太祖、康熙等，对他们的家训文献和家训内容都有精细探讨。如徐少锦《周公开中国传统家训之先河》、霍知节《<手敕太子文>和<遗诏敕后主>的比较及其家庭教育意义》、徐少锦《唐代宗——中国古代帝王家训的集大成者》、杜华和阎续瑞的《论李世民家训的思想内容》、廖玭《唐太宗<帝范>研究文献综述》、杨静《明太祖齐家治国理想研——以<皇明祖训>为中心的探讨》、刘敏《<庭训格言>家庭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当代家训探析》、李慧和周喜风《明清帝王教子比较研究——以家训为视角》等。由于大部分帝王家训在某种意义上既不典型，又不具备普遍示范意义，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显得冷热不均。总体而言，帝王家训重在统治者的品格教育，以及统治才能的培养。

　　士族阶层家训。最初家训家诫的出现，实为士族所特有的“绍家世之业”（《颜氏家训·勉学》）、“绍家声”（《柳氏家训·序》）之作。士族阶层作为家训的主体，无疑成为家训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从总体上看，士人阶层的家训研究各个朝代均有涉及，又以汉魏、唐宋尤多。如阎续瑞《汉代士大夫家训简论》、《论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家训的时代特征》、《汉唐之际帝王、士大夫家训研究》等。在研究内容上，涉及到为学、修身、治家等各个方面，凸显时代特色。如许美芳、王炜民《从家训看宋士大夫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周文佳《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赵毅、马冲《中国古代家训与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等。从不同时期的士大夫家训来看，所反映出的内容又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通过相关研究可知，士族阶层家训作品旨在通过对士族子弟进行必要的知识文化教育及道德品格塑造，使其具备立身处世的基本素养。这为当前的青少年德育的必要性提供的参考依据。

　　庶民阶层家训研究。鉴于民间家训的社会教化意义，自敦煌文献发现后，唐代民间家训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文献及思想分析、流传方式分析等。文献及思想分析方面，以概览性、个案式、对比式研究为特点。如李光杰的《唐代民间家训考述》（2010）是比较系统全面的概览式研究。其通过分析敦煌文献资料，对唐代的民间家训文献的作者生平、家训内容、流传、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考证。个案式研究主要针对具体的家训文献进行研究，多集中在影响力较大或流传时间久、影响范围广的家训文献上，如《敦煌写本<崔氏夫人训女文>研究》（1984）、《敦煌通俗读物<新集严父教>研究》（1987）等，其中尤以《太公家教》的相关研究最多。对比式研究主要是通过两部或多部家训文献的对比研究进行分析，如胡同庆《<太公家教>与<增广贤文>之比较》（1987），通过二者在著文目的、文风、体式、内容、流传方式等多方面的对比，更为直观具体的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伦理思想。在流传方式上，多数敦煌民间家训都曾作为通俗的童蒙读物在社会上流传。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如汪泛舟的《敦煌古代儿童课本》（2000）、郑阿财《敦煌童蒙读物的分类与总说》（2001）、黄金东《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研究》（2006）等。

　　通过对帝王家训、士族家训与庶民家训作品的相关研究可知，德育是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之一，古代不同阶层的家训作品中格都强调继承家族的良好家风，重视对子弟的品格教育。

　　（二）特殊时期的家训作品及其社会化转型：唐宋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传统家训

　　唐宋是社会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家训正处于走出家门，面向不同阶层和融入社会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唐宋家训及其社会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家训文化对社会教化的意义，并为当前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提供一定的学术支撑。

　　1.唐宋是我国家训发展的独立和自觉时期。

　　首先，唐宋时期涌现了大量主动撰写的成系统的家训文献。在《颜氏家训》出现之前，唐前家训文献是片段式的、不成系统的，其功用也往往仅限于极小的时空范围和家训对象。相较于唐前，唐宋时期的家训文献既有此前常见的口头、书信等形式，也出现了与唐宋文化极为匹配家训诗词，并且散见于史传、笔记和各类文章中的家训活动大量出现。同时，更多的独立家训作品如《中枢龟镜》、《柳氏序训》、《黑心符》、《家范》、《居家杂仪》、《家礼》《戒子通录》等也相继出现。另外，在出土文献方面，敦煌文献和墓志铭也是这一时期家训文献的重要载体。在敦煌遗书中，《百行章》、《太公家教》和敦煌蒙书都是极为重要唐代家训文献。而在唐宋墓志铭中，尤其令人重视的是女性家教内容，既有唐宋区别于唐前家训的特点，又有唐宋家训的转型现象。无疑，出土文献的家训问题是唐宋家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唐宋时期出现了一些仿写、续写和扩写经典家训的情况。如宋人董正公就撰写《续颜氏家训》，相当于是“宗经”意识在家训领域内的反映。

　　其次，唐宋时期形成了我国古代家训文献流传和传播的高峰，这包括纵向流传和横向传播。纵向流传指主要的是前代家训文献在后世的流传，比如《颜氏家训》，署名北齐侍郎颜之推，成书是在隋代，但它的广泛传播则是从唐代开始，至于宋终于确立了“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历史地位。同样，由于唐宋绵延数百年，既有家训文献的唐宋代际流传，也有在朝代内部的早中晚期流传。横向传播指的是当代家训文献在地域、阶级和各类文化圈之间的传播。如司马光的《家范》就广泛流传于士人阶层，赵鼎《家训笔录》载“并司马温公《家范》，可各录一本，时时一览，是以为法”，又明州大族史家“取司马公《家范》、《书仪》约为冠婚丧祭之礼，行于家”。从家训文献的生成和流播来看，从帝王皇室和贵族士大夫家庭都形成了明确和自觉的家训文化。

　　第三，唐宋时期实现了家训文献和家训活动的统一。在唐前，家训文献的生成和家训活动的发生通常不在同一时空范围，即如《颜氏家训》和《中枢龟镜》相比较，后者不仅是家训文献更是家教活动践行的范本，但前者的功用恰恰并未立刻发生于当时。至于更多的家训活动，通常都为各类其他文献所载，是零碎的、具体的、随机的、不成系统的家训活动，与家训文献相去就更远了。因此，这些使得唐宋成为古代家训的独立和自觉时期。

　　2.唐宋是我国家训发展的转型时期。

　　笼统来看，“从唐宋时期起，家训出现了社会化现象，有影响的家训往往不再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全社会所共有。”就是说，唐宋家训的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社会化。所谓社会化，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是基于家训文献的流播而出现的社会化。如《颜氏家训》在唐时已被人所关注，至五代则被广为传抄，到宋时已有“经典”地位。由于《颜氏家训》本身就对此前一些修身处世的家训的社会性取向进行了系统化，这正契合了唐宋士大夫家族家训偏向社会的意图。至于前面提到的司马光《家范》类家训直接成为士人家族典范的情况，更说明当时的家训文献往往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功用。

　　第二，社会化还体现在唐宋时期家训作者的主观意图上。如唐人苏瓌认为其子苏颋有宰相之器，便作《中枢龟镜》，以宰相身份对其训诫教育。《戒子通录》详述《中枢龟镜》“举二十七事预戒之”，其体为语录体，具体则全部是关于为相的认识和体会。宰相居“中枢之地”，关乎国运民生，关键作用就在社会。又《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二·卢弘宣传》载“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卢弘宣整合家训，将其用作士庶礼仪规范，是出于教化社会民众的目的。因此，这类家训的撰作和整合意味着家训作者脱离了仅关注个人或家族命运的狭隘眼光，并将其投之于国家命运，这也是唐人宋人作家训的新变。

　　第三，家训社会化的背后是家族社会化。唐代也有累世大家，枝叶繁茂后，家族内部往往也是亲族关系削弱而社会关系增强。同时，以士人为核心的家族交往也显示出更强的社会属性。至于宋代，累世大家基本上不复存在，社会关系在文化中显示出更强力的功用。在这样的趋势中，无论是家训撰作出发点、还是家训在实际文化中发挥的作用，都不再是“绍家世之业”所能涵盖的了。

　　第四，家训社会化与通俗化密切关联。关于此，陈寅恪有过论断：“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而不加以论究也。”这实际上暗含了唐代文化在雅俗共通上已经远超前代。比如卢弘宣整合家训，正是为了在民间进行教化，那么家族家训就可以与民间伦理进行结合。《大唐开元礼》就设置了庶人之礼，而敦煌文献中的《太公家教》等家训著作和各类蒙书，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语言来看，都表明家礼、家训的存在下移趋势。至于宋代，如《袁氏世范》，原名为《俗训》，直接点出其写作对象是“田夫野老，幽闺妇女”。而后，刘镇又进一步提出，该书可以“达诸四海”，建议改名为《世范》，这达成了通俗化和社会化的统一。可见，在唐代基础上，家训到宋代攀上了第一个通俗化高峰，也丰富了家训社会化的内涵。

　　3.唐宋家训经历了转型与再转型。

　　从唐宋思想、文化、制度等的因革关系来看，既可以将唐宋视作一体（因），又可以将其分而视之（革）。当其为一体时，唐宋与前代有明显的转型趋势，在学术、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往往是唐代确立了一定基调而宋代将其范畴扩充、影响加深或潮流加剧。当其为两代时，就有长期以来的“唐宋转型”问题。以海外汉学家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郝若贝、包庇德等为代表，他们奠定了将唐宋分而视之的唐宋转型范式。抛开其对唐宋思想、文化的“预设”性，研究唐宋两代的“革”是十分有必要的。就家训的因革问题而言，也可以预设一个“转型”和“再转型”问题，所谓“转型”即唐宋基于“因”而相较于前代所出现的新变和传统，所谓“再转型”就是唐宋基于“革”而在两代之间出现的转型问题。以后只有将“因”和“革”统筹起来，才能更好地对“唐宋家训”这一范畴进行界定和研究。

　　（三）传统家训与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

　　1.先秦时期时期的家庭教育

　　（注：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来源于本人的前期成果《先秦时期的家庭观念与家庭教育》第三部分“先秦时期的家庭教育”，论文发表于《中华家教》2022年第4期）

　　在我国古代，家庭观念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诞生的基础。先秦的家庭观念首先讲究家国同构，即个体既是家庭成员，也是国家成员；其次讲究身份意识，即注重父子、夫妇等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在此影响下的家庭教育体现在教育对象上主要包括贵族子弟和士阶层，在教育内容上则以礼乐和道德为主，在教育方式上则是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先秦的家庭观念和家庭教育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教育对象：从贵族子弟到士阶层

　　春秋以前，以文化为主的家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在商代，目前所见史料多是帝王家教。比如比干既是商纣王的叔父，也是其教师。《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记载：“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此外，周代在商代的基础上设置了保、傅、师等职官，负责贵族子弟的家庭教育。这类家庭教育虽然是聘任的职官，但体现的是贵族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大戴礼记·保傅》即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其教顺，此三公之职也。”召公和周公既是周成王的长辈，也是周王室的教育职官，承担了主要的家庭教育职责。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阶层的家庭教育思想、内容和方式都丰富了起来。这一时期，除儒家的孔子、曾子、孟子、荀子之外，墨子、管子和韩非子等也都有一定的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他们的教育对象主要都是士。如荀子强调“士君子之容”分为父兄之容和子弟之容，要求家庭中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在容貌、服饰上也有所区分。韩非子针对士人的家庭教育，提出“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等教育思想。总的来说，士阶层的家庭教育除了后文将分析的礼乐和德行外，还包括从政事君和为人处世等新内容。而前者则是为后者服务的，所以这里主要讨论礼乐和德行。

　　（2）教育内容：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

　　完整的贵族家庭礼乐教育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道艺教育、品德教育和技能教育等。而在这之中，又以礼乐教育和品德教育为主。周代建立以后，制礼作乐的完成使得礼乐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国到家到个人，从王室到乡里，都有对应的礼。在家庭中最常见的则是家庭成员相处之礼、祭祀礼、射礼、命名礼、冠（笄）礼等。比如《礼记·内则》就规定了“子事父母”和“妇事舅姑”之礼，尤其强调男女之别、长幼之别和内外之别。

　　先秦时期的道德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基本家庭成员相处的家庭伦理，也包括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中的道德品行。以家庭成员相处的伦理道德来说，主要指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顺、姑妇和睦等。以父慈子孝为例，先秦家庭更强调孝，认为孝是“仁之本”（《论语·学而》）、“事之本（《孟子·离娄上》）。为人子者，从日常起居、饮食穿戴、学习出游到婚丧祭祀都应通过相应的礼仪行为来表达孝心，《礼记·内则》就记录了这些内容。当然，儒家虽然讲究孝，但也不是无节制、无尺度的孝，比如面对父母的体罚时，也不能完全逆来顺受，要注意掌握尺度。《孔子家语·六本》载曾参被父亲杖击昏死在地，苏醒之后仍恭敬地询问父亲有无不适，孔子知道后批评曾参，提出正确的做法是“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尽管在这些关系中，家庭教育更加强调作为子女的孝、作为弟的恭、作为妻子和儿媳的恭顺，但先秦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是实现父子、夫妇、兄弟、姑妇的双向和谐，也即“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礼记·大学》），只不过在实践中往往更加强调子女、妇女等在下位者的道德义务，极少有针对父、夫的内容。

　　个人在社会、国家中的道德品德也是先秦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周代统治者吸收殷鉴，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十分注重品德教育。《周礼》记载师氏教国子的内容是：“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除了孝德，至德和敏德指的是中庸之德和仁义之德。大师乐则“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又如《尚书·酒诰》记载周公告诫卫康叔发布戒酒令，强调“戒饮酒以修德”。《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也描述了贵族在礼仪场合因过量饮酒而失德的情形：“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儒家的德行教育除了孝悌还包括“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而且在孔门四科中，“德行”即排在首位。可见自先秦以来，道德教育就一直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2.唐宋时期时期的家庭教育

　　唐宋时期，家训的社会化首先体现家训作者的主观意图上。如唐人苏瓌认为其子苏颋有宰相之器，便作《中枢龟镜》，以宰相身份对其训诫教育。《戒子通录》详述《中枢龟镜》“举二十七事预戒之”，其体为语录体，具体则全部是关于为相的认识和体会 。宰相居“中枢之地”，关乎国运民生，关键作用就在社会。又《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二·卢弘宣传》载“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 卢弘宣整合家训，将其用作士庶礼仪规范，是出于教化社会民众的目的。因此，这类家训的撰作和整合意味着家训作者脱离了仅关注个人或家族命运的狭隘眼光，并将其投之于国家命运，这也是唐人宋人作家训的新变。随着家训作者撰写家训意识增强，不少家训中格都强调继承家族的良好家风，特别是仕宦家训。司马光尤为重视家风对子弟的熏陶作用，告诫儿子司马康不仅自己要吸取寇准不良家风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训去训诫子孙，以继承祖辈节俭为荣、奢侈为耻的“清白”家风。包拯在短短几十个字的家训中，要求为官的子孙不得贪赃枉法，保持清廉家风。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要子孙继承祖先宦学相承、清白俭约、注重节操的家风；在教子诗中反复告诫子孙“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见《陆游集·剑南诗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13页。）要求他们耕读传家、甘于淡泊、不贪富贵、重节崇德。强调了家长率先垂范、治家公正的要求。

　　发掘传统家训资源的优秀教育资源，加强对青少年的品格教育，是当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传统家训的德育理念包括重视青少年教育、讲求家国一体、提倡社会教化等。传统家训的德育内容主要以当时的核心价值观为主，除了个体道德、家庭伦理、社会公德中的常规内容，还包括自律、节俭、爱生、救贫等。

　　三、传统家训融入当代青少年德育的实践路径

　　传统家训在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中均具有“社会化”的相通机制，其当代转化可以从家、校、社会一体的角度出发，从而构建新型转化场景。家庭德育可以借鉴传统的家长教育、生活化涵养等基本方式，学校德育可以通过课程、活动、游学等方式进行，社会德育可以通过仪式、媒介等方式进行。三者并不割裂，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一）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发挥地方名人家风的教化优势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源地，自先秦以来就涌现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名人及其家风。具有代表性的如蒲松龄与蒲氏家风、焦裕禄与焦氏家风等，它们都超越了家庭而具有了历史意义。充分挖掘蒲松龄与蒲氏家风、焦裕禄与焦氏家风等名人家风的文化内涵，对于涵养青少年德育具有重要意义。

　　1.蒲松龄与蒲氏家风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淄博淄川人。因《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蒲松龄成为淄博地区文化名人。除了《聊斋志异》的文学遗产，蒲松龄还撰写了《省身语录》，虽然短小，但却比较好地传达了蒲松龄及蒲氏家族的家风。《省身语录》涉及的内容包括：

　　第一，祖泽长延在读书。蒲松龄说：“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传家彝鼎在诗书”。蒲松龄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说，读书的功利目的在于科举考试。蒲松龄一生纠缠于科举考试，读书的确带有这一目的。但同时，蒲松龄对读书的非功利作用也有理性认识。他强调“岂为功名始读书”，即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功名。他还强调“擅一艺微长，便算读书种子”，可见蒲松龄认为在世上有一技之长，能够安身立命，也算是读书。

　　第二，讲究孝悌，追求家庭幸福。孝悌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蒲松龄在《省身语录》中也十分强调。首先，蒲松龄强调千万不要蹉跎岁月，否则就没有机会报答君亲。这与人们常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是相同的。蒲松龄认为，家庭之中要其乐融融，不能单纯地被世俗所束缚。因此他说：“一庭之内自有至乐”。

　　第三，追求自律。蒲松龄说：“忌多欲，忌妄动，忌坐弛，忌旁骛，四者关心大病”。从养生和健康的角度来说，欲望过多、不能自控、心思逸散都对个人的身体有害。进一步看，这些不自律的习惯会影响读书、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等。蒲松龄因此格外强调这四者是“关心大病”。在21世纪的今天，物质生活丰富，技术发达，每个人都处于巨大的信息流中，每天都被智能设备、大数据推送、引导、吸引，面临各种诱惑，如果不能自律，不仅对身体有害，而且难以取得人生的进步，因此蒲松龄这条家训在今天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四，推崇勤俭节约，但同时也要乐善好施。蒲松龄说：“物力艰难，要知吃饭穿衣谈何容易”。《周易》说“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左传》也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一个人勤俭节约，意味着家庭进入了良性循环。一个国家勤俭节约，意味着可以集中力量在最重要的领域办大事。我们的新中国能够建立起来并走向强大，离不开勤俭节约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朱德就曾写诗说“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因此，勤俭节约不仅应是家风，也应是国家的重要方针。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发扬蒲松龄这种勤俭节约，能过“苦日子”的精神。勤俭节约并不意味着吝啬，蒲松龄同时还提倡乐善好施。他说：“俭，美德也，过则为吝悭，为鄙啬，反伤雅道”，“悯济人穷，虽分文升合亦是福田。乐与人善，即知字片言皆为良药。”从小的方面来说，能急人之所急，再微小的施与也是巨大的帮助。从大的方面来说，家庭富庶，能够以财富周济他人，身体健康，能够以体魄帮助他人，都是乐善好施的体现。蒲松龄总结这两方面为“治家量入为出，干好事仗义疏财”。蒲松龄能够一方面强调节约，一方面推崇乐善好施，说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非常理性。

　　第五，家庭要注意长辈的示范作用。蒲松龄说：“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这句话也是袁崇焕的自勉对联。此外，这句话还出现在了很多家族的家训之中。可见古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家中长辈对儿孙具有耳濡目染的作用。在家庭中，晚辈最重要的成长资源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而反观那些优秀的，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家庭，他们往往也是言传身教，让良好的家风通过家庭影响了社会。

　　2.焦裕禄与焦氏家风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革命烈士。焦裕禄的家风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搞特殊化。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没能考上高中，兰考县的多家单位都提出可以为她解决工作。但焦裕禄严肃地告诉焦守凤：“县里头好地方干部子女不能去。”她还告诉焦守凤：“刚出校门就进机关门，你缺了一堂劳动课，这是不可以的。”焦裕禄直接把焦守凤领到了兰考的酱菜厂，焦裕禄专门叮嘱厂长，不能因为自己是焦裕禄，就对女儿有特殊待遇。于是，焦守凤就来到了最艰苦的岗位。秋天的时候，腌制咸菜，经常一天要切一两千斤萝卜，除了萝卜，还有辣椒，经常烧得手疼。焦守凤质问焦裕禄，焦裕禄解释说：“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再加上焦裕禄的言传身教，焦守凤才明白，干部的儿女更不能有特殊的待遇。临终的时候，焦裕禄仍然嘱托妻子：“不要伸手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这是对不搞特殊化的家风的贯彻。

　　第二，热爱劳动和艰苦朴素。焦守凤在酱菜厂工作的时候，因为过于艰苦，对父亲焦裕禄经常抱怨。焦裕禄就带着焦守凤挑着担子卖酱油。他说：“绝对不能缺了劳动这一课”。后来焦裕禄最小的儿子焦保钢参加工作时，在焦裕禄的影响下，妻子徐俊雅也让焦保钢进工厂做了临时工。焦裕禄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一直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且这也传承给焦裕禄的子女，成为了家风。焦裕禄女儿焦守云在1966年到北京天安门与毛主席合影时，也没有穿新衣服，而是穿了一件带补丁的褪色了的棉衣。因为焦家的衣服是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直到不能再穿为止。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将他的衣服缝缝补补，又拿给了大哥穿，大哥穿了之后又给了弟弟穿。

　　3.淄博地区名人家训资源的开发与传播

　　淄博地区名人家风家训的资源较为丰富，对其的开发和传播已有一定的成效。比如焦裕禄家风的内容、内涵在焦裕禄后人、学者、媒体、纪念馆等的发掘下得到了广泛的社会传播。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全国各地都有发起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另一方面，部分名人家风的传播和影响则相对薄弱。以蒲松龄为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蒲松龄作为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化名人，目前尚未见到系统性梳理其家风家训的论文、专著或电视节目。原因之一在于关于蒲松龄的著述，大多以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呈现，较少以通俗普及文物呈现。而且《聊斋志异》作为小说的传播和接受度较高，《省身语录》这类家风家训的杂著的传播和接受度就较低了。如果结合《省身语录》进行系统化开发，借助新媒介，小说、散文、诗歌、影视动漫、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应当可以做到更加精深的开发和传播。

　　近几年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名人家风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如果能出现《蒲松龄传》《蒲松龄家风》一类兼学术、通俗于一体的读物，对蒲松龄家风的传播和普及，对淄博地区名人家风的传播和普及都是一次好的尝试。

　　（二）立足当代青少年德育，对传统家训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

　　对传统家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立足于时代背景，结合当前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本部分内容以阶段性成果《孟母典范与古代家教》（发表于《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的第三部分“孟母教子的内涵反思与当代意义”为例，进行分析。

　　在历史上，孟母教子故事（如孟母三迁、断织劝学等）广为人知，且在更多时候，提及孟母就泛指母教的成效。因此，孟母可以看作是家教的代名词。无疑，孟母教育可以进行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互通。但对孟母教子的内涵应当进行反思及创造性转化，由此才能更好地确立其现代意义。

　　首先，孟母教子的历史变迁体现的是母教凭子显和母教凭子贵的封建伦理。孟母教子作为典范，从属于古代母教或母训的大范畴，遵从古代母教文化的一些基本伦理规范。在《列女传》中，孟母自言女性德行在“三从之道”，即“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古代女性通常婚配较早，所以从夫从子的比重更大。而对母教而言，又更多发生在父教缺位的情况下。换言之，作为母教主体，女性首先要遵循“从子”。所以，孟母形象固然引人注目，但这建立在孟子作为儒学继承人和亚圣的前提下。从《列女传》的篇目命名特点来看，《母仪传》的女性都依附于男性，孟母也是“邹孟轲母”。观古代以孟母为范的女性和被赞为孟母的女性，都是在夫死从子的情形下进行母教，进而因子之成就而被记录和称赞。《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后世所见诏令中赞女性为孟母的，皆属于此。因此，孟母教子成为典范，实际上是确立了子嗣成就作为衡量母教成效的标准。在儒家伦理规范的古代社会，这无可厚非。但在当代，女性通常都有自我追求和社会价值定位。加之现代教育的成熟和完善，母教在女性生命中的比重和教育体系中的影响明显降低。如果仍固守于此，则未免狭隘。否则，既可能导致女性在角色转换中产生矛盾，也可能破坏教育的有序节奏。

　　其次，孝文化与女性在家庭中的教育地位是孟母之教得以成为世范的关键。刘向既作《列女传》，也作《孝子传》，正符合汉代社会对伦理构建的双向诉求，这也是曾母和孟母文化内涵分流于子孝和母教的原因。在古代，孝文化确保了女性在家庭中有较高的教育地位。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只要有母子名分，母教就可以进行。所以任氏虽为皇甫谧叔母，仍能行母教。女性对儒家文化认可，努力教子，使其齐家治国。那么女性就有了妇德妇功，男子也得以成就忠孝。在妇德和孝文化之下，女性行母教而子受母教。其最终的目的是在儒家伦理规范下，使男性首先养成儒家道德品行，进而获得政治才能并为官、事君和报国，最终立德立功。因此，教子的指向实际上非常狭窄。今天，现代社会多元化，尊重个体性。相应的，作为家教内容的母教也应作调整，即尊重子女兴趣、引导其健康成长。既不能以传统封建教育的目的作为指导，更不能无视子女兴趣，一味以己意揣度子女并进行教育。不过，在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仍对母教有着规范和导引的作用，这是家庭教育也要注意的。换言之，孟母之教的内涵应当进行创造性转化，即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丰富“成人”的道德内涵、伦理意义和价值追求。

　　最后，孟母教子的内涵不应仅限于母教。它既指家教，又指社会教育。古人作诗文，典故有时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所以“卜邻”恰恰是对孟母教子基本内涵的扩充和延伸。元好问的“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古意》）虽用孟母典故，但明显指的是年幼所受家教，而非母教。《左传》载晏子卜邻、《论语》载孔子既要“里仁”又要“德不孤”。在社会关系上，作为文化主体，必然与周围环境发生施受关系。从受的方面，环境对人造成影响，所以要卜邻和择邻。而在更高层面，孔子还强调“德不孤，必有邻”，就是作为施的方面，可以对他人造成积极影响。则无论是未成年教育还是成人的居处交游，都是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而非单向或被动的趋避行为。应该说，这才是我们今天进行家庭教育和借鉴孟母教子的理想追求。

　　早在2016年，大象出版社就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其出版的“名人家风丛书”第一辑于2016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2017年入选“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50种图书推荐目录”和“2017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在此基础上，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名人家风丛书”第二辑、第三辑。本人有幸参与第三辑名人家风丛书《苟利国家生死以：林则徐与林氏家风》的撰写，以林氏家族人物线索为序，从林则徐的祖上开始，到林则徐，再到林则徐的后人，时间跨度几百年。认为从林氏家风初育、充实、形成，再到家风传后人，林氏家风的内涵不断丰富，包括林氏先祖传下来的仁民爱物的博爱之心，由林宾日孕育的梅妻鹤子的淡泊情怀，由林则徐继承发扬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处世之道，由林则徐确立并由后人继承发扬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和“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道德修养。家风是一种传承，家风对于家中子弟具有熏染、沾溉、浸濡的意义。在林氏家风的熏陶下，林氏子孙中有和侵略者作战的海军将领，有东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的初代女留学生，有清末民初的外交官，有加入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女中豪杰，有从延安时期就从事外交活动并最终亲自向联合国提交香港回归文件的外交大使……林则徐和林氏后人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民族从沉睡到苏醒的历史进程。一个家族的历史，呈现了中国近代以来众多先贤追求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的历史，这其中，林氏家风的形成与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立足当代，弘扬优良家风，涵养青年德育，“名人家风丛书”系列通挖掘历史名人家训资源，弘扬名人家风，为传统家训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三）重视传统家训资源在当代青少年德育中的路径转化

　　传统家训在当代青少年德育中的路径转化，包括传统家训的仪式化、生活化、媒介化等方面。传统家训的仪式化主要集中在家族仪式、国家仪式等层面，当前青少年德育可以使传统家训结合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的重大仪式和社会仪式等进行。生活化家训需要形成代际传播和传承，可以从传统家训的德育方式等借鉴经验，但同时也必须契合当下道德主题。传统家训的媒介化德育手段比较单一，形式也比较刻板，但新时期的家训传播和青少年德育可以借助多样化的媒介手段，从而更好地涵养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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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报告的阶段性成果已于2023年9月刊发在《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项目批准号：22ZBSKB001

　　项目负责人：徐娜娜

　　所在单位：山东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