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淄博市积极响应号召，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特别是2022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全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推出了一批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研究作品。为充分展示淄博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有为、再创佳绩，特选取部分优秀研究成果予以刊登。

　　基于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模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实证研究

　　摘要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传播病毒和传染病的风险极大，社会影响广泛和一般民众专业的医学知识欠缺，使得一般民众都会对卫生事件等新闻资讯提出更强烈的要求，以及由此一系列的传播信息行为。目前学界已有的成果中，关于信息行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探讨较多，而关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具体场景下的信息行为成果则较少。因此，本课题研究主要专注于此问题，以信息行为科学研究结果为依据，建立了互联网的信息查寻行为模式，同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广大网友为研究样本，以此来深入研究并归纳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行为的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因子。

　　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行为具有信息需求量大且多元、信息查寻以官媒为主、信息评价判断力不足、信息利用积极性不高等特征。根据上述研究成果，该研究提出，市民应克服性别倾向、提高资讯素质、正确使用资讯；政府部门应做好舆情管理，官媒与自媒协力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共同体，达到各方的协调共赢，为社区的健康作出贡献。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二零零三年中国爆发SARS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并在预警体系建设、事故预防等领域作出了大量的工作；二零零三年5月9日，国家部门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二零零六年2月26日，发布《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二零零七年8月30日，十届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二零零九年7月20日国家部门公布《食品卫生法施行管理条例》。于此同时，我国还完善了疫情上报机制，构建了四小时从地方到国家的疾控体系。但是，2020年初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毒给予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体系以极大的挑战，到2022年6月13日24时，我国累积上报诊断案例22.4977万例，累积痊愈出诊案例21.8832万例，累积致死案例5226例（数据来源于我国卫生部门保健事务委员会正式网页）；病毒的出现和持久给我国全行各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深远而全面的危害，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且病毒仍在蔓延，危害和损失还在持续，由此产生了很多的研究课题，如公共管理信息危机管理等；公共信息行为研究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公众行为的角度，研究面研究通过分析在不同的学科背景、文化层面、年龄结构下，社会上对个人信息的相同或差异程度的信息行为表现，从而为政府舆情控制、引导、行政决策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经典的信息行为模型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采用调研法开展实证研究，为下一步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公共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系统性行为的理论研究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时代末、80时代初，在当代心理学理论的驱动下，经过了从“以信息系统为核心”到“以用户为中心”模式的转换，从“心理因素导向”到“社区导向”再到“多样化导向”的思想倾向转换，逐渐形成了丰富的信息系统性行为理论成果。在科学研究方向中，不断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领域、跨专业的研究，推进了人们信息行为模式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推进了信息行为模型等研究的理论演进。目前，国外已经形成了一批典型的、应用广泛的、成熟的信息行为模型，包括Markey&Atherton（1978）的珠形增长模型[1]、Wilson（1981、1999）的整体信息行为模型[2]、Dervin（1983）的意义建构行为模型[3]、James Krikelas（1983）的不确定性信息行为模型[4]、Bates（1989）的采莓模型[5]、Kuhthau（1991）的信息检索过程模型[6]、Saracevic（1996）的信息检索与交互分层模型[7]、Bystrom&Jarvelin（1995）的九要素闭循环行为模型[8]、Leckie（1996）的专业信息查询行为模型[9]、Johnson（1997）的七要素信息检索动机模型[10]、Foster（2004）的非线性信息查询行为模型[11]；Ellis（2005）的信息查询特征模型[12]、Savolainen（2018）反复修订的日常生活信息检索模型[13]等。这些模型从不同的研究关注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梳理信息查询、检索等行为的特征，对信息行为进行解析，有的模型注重信息行为发生的阶段或过程，有的模型注重用户与信息行为分析模型的交互，探索模型的实际应用，这些都丰富了信息行为理论。

　　国内现有的信息行为学术研究有三个方向，一种对国外的信息行为理论和模型的综述研究，如何晓阳（2010）等人对国内较少关注的Markey&Atherton（1978）的珠形增长模型、Bates（1989）的采莓模型、Saracevic（1996）的信息检索与交互分层模型进行综述，指出模型的基本思想、应用案例、模型特点等[14]。其二是对上述各种国外信息行为模式的实验调研及应用研究，如宋枝婧（2020）运用Wilson的整体信息行为模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学生信息收集情况以及特点开展网上调查与数据分析，从而给出了大学生信息行为指导及优化对策[15]；姜婷婷（2021）则同样以Wilson的整体信息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中国新冠肺炎的实际情况，把普通公众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活动，分为了信息需求、信息检索、信息评价以及信息应用四个板块。通过调查问卷法分信息公众的信息行为特征[16]。第三种是构建新的网络行为模型，如任立肖（2010）等人通过对国外经典信息行为模型的研究，结合小样本的观察访谈法构建了网络信息查询行为模型[17]。郭淑敬（2021）作为数字原生代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质型编码、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手段，进一步钻研数字原生代数据获得过程，建立影响因子模型、研究总结数字原生代为数据获得行为特点[18]。

　　另外，在我国于二零二一年设立了全国科技情报协会信息行为问题专委会，并每年举办全国信息行为研究年会，以期为信息行为方面学者提供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有关信息行为、互联网信息检索技术等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合作，推动信息行为各学科的深入发展。

　　1.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对两个核心要素开展研究，一个是突发事件，一个是公共卫生，Keith(2003)认为公共卫生是社会系统体系或者组织下保证大众身心健康的举措或行为[19]。全球社会自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发生起就特别重视公共健康管理，关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故的研究，并于一九四八年创建了世界卫生组织，该机构长期指挥和统筹全球健康事务，负责国际性流行病理学研究和卫生统计业务，机构的理念是使全球民众得到尽可能高质量的保健。成立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在组织人类应对诸如霍乱、鼠疫、天花、埃博拉病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术研究领域，Lederberg（1992）对美国出现的传染病毒进行研究以其对人体安全危害的视角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美国关于公众风险问题的普遍关注[20]；Kent Buse（2009）等人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入手，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行动机制进行了分析[21]；Lawrence（2018）等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运行机制[22]。

　　中国在二零零三年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研，并从政府层面制定了《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等规章；在学术研究方面，张业亮（2020）把国家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机制分成疫前紧急预备管理机制、疫中反应管理机制和疫后修复管理机制三大方面，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监测预警体系和反应体系的建议[23]。谈在祥（2020）等人分析了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构建了信息联络－实验室诊断－流行病调查－应急救援物资系统化体系[24]。宋晓波（2020）详细介绍了日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治理体系及运作方式，总结了日本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25]。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个人信息的有效结合问题方面，目前已经开展了若干尝试性研究成果，如王阳（2020）等人运用有限理性研究和博弈理论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博弈决策者的意识差异和行为的有限理性，信息障碍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形成机制，并指出建立合理的博弈决策机制以达到团体共同利益与自身共同利益、短时经济效益与长期经济效益的一致性，提升图书馆在公开信息传输中的作用等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策略建议[26]；王平（2020）等人则以二零二零年初的新冠肺炎病毒案件为例，利用访谈方式对收集不同地区信息行为的合理评价与解释，并利用扎根理论从信息需求、信息内容收集、信息内容传输、信息评价、健康数据管理等五个领域通过质性分析，建立了特定情景下的健康事件信息行为模型，并开展了实证数据分析的研究[27]。赵熠如（2021）使用计划行为理论这个理论工具，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新冠病毒时期公民的资讯获得和资讯传输活动的状态、主体标准、感知行为控制、意志等因素加以评价，对公民个体的行动特质及其影响机制做出研究，并编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资讯传播模型[28]。

　　1.2.3 现状研究总结

　　综合上述研究，国内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信息行为研究中都做了很多了探讨，尤其是在信息行为模型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成果。但是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理论研究多，应用研究实证研究少；上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方面，可供使用的、操作性较强的研究相对不足，很难为现在各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频出的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切实可操作的指导；二是现有的实证研究样本普遍偏少，超过千份以上的调查样本几乎没有，这样的样本研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其参考价值自然不足。

　　1.2.4 本研究学术价值和应用机制

　　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现有的信息行为模型，选择任立肖（2010）等人构建的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模型作为基础理论，以2020年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案例，以问卷调查法为基本研究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淄博市公众（以网络用户为主）在信息行为方面的倾向性和行为特征。

　　从学术方面，本研究是对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研究、网络信息行为分析、信息行为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能够促进各理论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发展和延伸，也为我国构建更加完善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

　　从应用价值方面，本研究针对传统研究的不足，针对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进行研究，旨在分析淄博市网络用户在面对常态化新冠疫情防控、小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的行为特征，并提出针对性的行为引导策略和措施，从而为下一步淄博市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和舆情防控提供对策支撑，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3.1 研究方法

　　（1）文献调研法

　　文献调查指在确定研究主体的情况下，查阅与研究主体有关的信息、文献，收集信息并整理其中对研究主体有帮助的信息。本研究主要围绕信息行为基础理论、最常见的信息行为模式、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问题，利用中国教育信息网、万方、谷歌学术、Web of Science、Elsevier、EI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回顾了大量的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等信息，并同时关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政策文献，为本文中的问题研究与政策制订提供了理论基础。

　　（2）案例实证研究法

　　选定淄博市新冠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案例分析对象，研究在疫情频发，国内外形势依旧研究的背景下，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提出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以及疫情防控、舆情防控对策和建议。

　　1.3.2 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总体框架结构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课题研究的缘起、背景；综述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第二部分，概述本课题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信息行为理论、典型的信息行为模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分级标准等；

　　第三部分，基于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模型的研究，对本文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模型的基本思想、过程步骤、各阶段具体内容进行确定，构建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的模型，确定公众信息行为的基本要素。介绍本文采用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制定调研方案，包括设计调查问卷、调研工具、调研对象、调研范围、调研流程，分析调研结果，总结淄博市公众在当前新冠疫情下的信息行为特征。

　　第四部分，根据淄博市公众在当前新冠疫情下的信息行为特征，提出针对性的行为引导策略和措施。

　　1.4 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思路如图1.1所示。

图1.1课题基本思路

　　本文将以淄博市新冠疫情为个案，通过建立互联网上用户信息查询行为的过程模式，对淄博市公民信息行为过程特征做出更加清晰的说明，并经过800以上的大样本数据收集、大数据分析等工作，以确定市民对卫生事件信息的渴求、互联网信息搜索动机、信息行为影响因子等，从而建立更加清晰、具体的淄博市公民信息行为特征，并提供针对性的行动指导对策与措施，为下一步对淄博市有关政府部门进行的疫病防治与舆情管控工作提供对策支持。

　　二、相关理论基础

　　2.1 信息行为理论

　　信息行为理论是关于理解人们如何寻找和使用信息的理论。信息行为理论探讨了个人与信息互动的方式，寻找、获取、评估和使用信息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这个多学科领域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见解，揭示了人类信息寻求和信息使用行为背后的复杂过程。通过了解这些行为，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可以设计更有效的信息系统和服务，从而改进决策、解决问题和知识获取。

　　信息行为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理解人们如何与信息交互对于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设计至关重要。最初，学者们关注信息寻求行为，研究个人在面临特定需求或问题时如何搜索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扩大到包含信息行为的更广泛方面，如信息使用、共享和回避。

　　几个关键的概念和模型构成了信息行为理论的基础，具体如下：

　　信息需求：信息行为的起点是对信息需求的认识——个体对自己缺乏特定知识或理解的感知。这种需求可能来自一个问题，一个要做的决定，或者对个人成长的渴望。

　　信息寻求：信息寻求行为包括积极努力寻找相关信息以满足特定需求。这个过程可能受到诸如问题的复杂性、个人先前的知识以及他们对信息源的熟悉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使用：一旦获得信息，个人就会对其进行评估，并将其与现有知识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见解，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信息的使用受到个人认知能力、动机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来源：信息寻求者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来源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包括书籍、网站、专家、数据库、社会网络和个人经验。信息源的选择受可及性、可信度和熟悉度的影响。

　　信息共享：人们经常与他人分享信息，促进社会互动和知识交流。这个过程可以是正式的(例如，在学术环境中)或非正式的(例如，通过对话)。

　　影响信息行为的因素：影响个人在信息相关环境中的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如：个人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人格特质、先验知识等个体特征对信息行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语境因素：信息行为发生的特定情境、环境和文化规范会影响个人寻找和使用信息的方式。任务特征因素：信息任务(如学术研究、健康相关决策、休闲阅读)的复杂性和类型影响个体寻找和利用信息的策略。技术因素：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信息行为。诸如信息的访问、检索的便利性和搜索引擎的使用等因素影响着个人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信息行为理论在各个领域都有实际应用，如信息检索和设计：通过了解用户如何搜索信息，可以设计信息系统以提供更相关和用户友好的结果。信息素养：在教育环境中，信息行为理论帮助教育工作者教会学生有效地寻找信息和信息。

　　2.2 典型的信息行为模型

　　典型的信息行为模型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概述了个人在寻找、使用和共享信息以满足其信息需求时所经历的阶段和过程。这个模型帮助研究者和实践者理解信息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1）威尔逊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

　　最具影响力和被广泛引用的信息行为模型之一是威尔逊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该模型由托马斯·威尔逊提出，认为信息寻求行为受到个人、情境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它强调信息寻求过程的迭代性和复杂性。

　　威尔逊信息寻求行为模型的思路如下：

　　初始化：信息行为过程始于对信息需求或知识差距的认识。这可能出现在各种情况下，例如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信息的决策，或者对特定主题的好奇心。

　　资料来源选择：一旦个人意识到他们的信息需求，他们就会开始考虑潜在的信息来源。这些资源可以包括书籍、文章、网站、数据库、专家、同事、个人经历等等。来源的选择取决于诸如可获得性、可信度、熟悉度和信息需求的性质等因素。

　　查询的公式：在这个阶段，个人更精确地表达他们的信息需求，并形成一个查询或一组搜索词。查询反映了他们正在寻找的特定信息，并指导后续的搜索过程。

　　探索：在这个阶段，个人通过进行搜索、探索各种来源和检查相关材料来积极地寻求信息。他们可能使用不同的搜索策略，如浏览、关键字搜索或使用高级搜索技术来查找相关信息。

　　集合：当个人探索信息源时，他们会收集他们认为可以满足其信息需求的相关信息。收集的材料可以是笔记、截图、书签或文档的物理副本。

　　评价：在评估阶段，个人评估他们收集的信息的质量、相关性和可靠性。他们可能会使用批判性思维技能来判断来源的可信度和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

　　组织：在这个阶段，个人组织他们收集到的信息，以促进进一步的处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对信息进行分类，创建摘要，或者使用诸如引文管理器之类的工具来跟踪其来源。

　　合成：综合包括整合和分析收集到的信息，以产生新的知识或见解。这个过程允许个人回答他们最初的信息需求，并可能导致新问题或新想法的发展。

　　应用程序：在这个阶段，个人应用他们合成的信息来做出明智的决定，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或实现特定的目标。

　　共享：在某些情况下，个人选择与他人分享他们发现的信息。这种共享过程可以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如演示、报告或出版物，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对话和讨论进行。

　　重新评估：信息行为通常是迭代的，如果个人的信息需求发生变化或发展，他们就会回到以前的阶段。重新评估包括重新访问信息寻求过程，以解决新问题或更新现有知识。

　　威尔逊的模型认识到，信息行为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灵活的过程。个人可能会根据新的发现或不断变化的需求重新审视和修改早期阶段。外部因素，如技术、时间限制和社会背景，也会影响个人如何参与信息行为过程。

　　通过理解和应用典型的信息行为模型，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信息专业人员可以设计出更有效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素养教育水平，并为个人的信息寻求提供更好的支持。

　　（2）Kuhlthau的信息搜索过程模型：

　　Carol Kuhlthau的模型侧重于信息搜索的情感方面。它表明，个体在寻找信息以解决不确定性和构建新知识的过程中，会经历不确定性和焦虑的阶段。Kuhlthau的信息搜索过程(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ISP)模型是信息行为领域的一个开创性模型。ISP模型由Carol Kuhlthau提出，关注个体在信息寻求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和认知体验。它认识到信息寻求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和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旅程，涉及不确定性、困惑和满足感。该模型由六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代表不同的情绪状态和认知活动：

　　初始化：信息寻求过程始于初始阶段，在此阶段，个体意识到特定的信息需求或任务。这可能是由学校的作业、工作相关的项目、个人兴趣或任何需要新信息的情况引起的。在这个阶段，个人可能会对前面的任务感到不确定或忧虑。

　　选择：在选择阶段，个人试图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并确定他们搜索的范围和重点。当他们努力澄清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怀疑。最初的不确定感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这是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

　　探索：在探索阶段，个体主动搜索信息，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当他们遇到各种来源并开始收集信息时，他们可能会经历各种情绪，包括沮丧和兴奋。这一阶段包括进行搜索、回顾文献和探索不同的信息渠道。

　　配方：当个人收集信息时，他们开始在脑海中建立一个关于主题的画面。当个人开始理解他们收集的信息时，形成阶段的标志是清晰和集中的感觉。他们可能会重新评估他们的信息需求，并根据新的见解改进他们的搜索策略。

　　集合：在收集阶段，个体加大力度收集相关信息。当他们找到适合他们需要的有用资源时，他们可能会感到一种满足感。然而，随着寻找正确信息的压力增加，这种感觉也可能伴随着高度的压力和焦虑感。

　　演示：ISP模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表示，在这个阶段，个人使用收集到的信息来满足他们最初的信息需求或完成他们的任务。这可能包括写一篇论文，做一个演讲，做一个决定，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应用。在这个阶段，当个人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时，他们可能会感到一种成就感和宽慰。

　　ISP模型也承认个人的情绪和认知状态在整个信息寻求过程中会波动。当人们遇到新的挑战或发现额外的信息时，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阶段之间来回移动。该模型强调了在信息搜索过程中识别和支持个人情绪体验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情绪会影响动机、持久性和信息结果的质量。

　　Kuhlthau的ISP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环境，如信息素养教育、用户体验设计和图书馆服务。了解个人在信息寻求过程中经历的情感旅程可以帮助教育者和信息专业人员提供适当的指导和支持，以促进更有效和令人满意的信息寻求体验。

　　（3）贝茨采摘浆果模型

　　贝茨浆果采摘模型是由马西娅·贝茨提出的，是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信息行为模型，它补充了威尔逊和库尔索等其他模型。这个模型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关于个人如何参与信息寻求的过程，特别是在复杂或多方面的信息需求的背景下。

　　“浆果采摘”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样一个想法，即信息搜寻者的搜索过程就像在田野里寻找浆果一样。他们不是遵循线性和系统的路径，而是在这里和那里挑选信息“浆果”，来回移动，并在他们前进的过程中改进他们的搜索。当处理需要从多个来源和角度收集信息的复杂任务时，这种非线性方法尤其相关。贝茨浆果采摘模型的关键概念：

　　信息寻求的增量性：根据该模型，信息寻找是一个增量过程。个人并不是从一个完全形成的查询开始，并在一个步骤中检索所有必要的信息。相反，他们通常一开始对自己的信息需求有一个模糊的理解，并随着进展以较小的增量收集信息。

　　迭代搜索与评估：该模型强调，个体不断地进行搜索、评估和改进其搜索策略的循环。当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对主题的洞察力时，他们可能会重新访问以前的资源或搜索查询。这种迭代过程使他们能够发现新的来源和不同角度的信息。

　　主观的相关性：贝茨承认信息搜寻中相关性的主观性。什么被认为是相关的信息可能因个人的独特观点、目标和信息需求而有所不同。因此，相关性不是信息的绝对特征，而是信息寻求者做出的语境判断。

　　人类信息交互：该模型突出了信息寻求者在信息寻求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它强调个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寻求者必须对他们遇到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定。

　　浆果采摘的示例场景：想象一下，一个学生正在研究气候变化对特定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学生可以先阅读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一般性文章来获得一个概述，而不是从一个清晰、定义明确的问题开始。从那里，他们可能会跟随相关研究和数据库的超链接，挑选相关信息，并在此过程中调整他们的搜索查询。他们可以发现新的概念和关键词，引导他们探索更专业的资源和学术期刊。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遍历信息景观时“挑选”相关的信息“浆果”，在每次迭代中细化他们对主题的理解。

　　贝茨浆果采摘模型对信息专业人员和信息系统设计有以下几点启示：

　　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服务：了解信息搜索的非线性和迭代性质可以帮助图书馆员、信息专家和设计师开发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服务，以满足个人的信息需求和偏好。

　　信息检索系统：该模型影响了支持探索性搜索的信息检索系统的发展，它允许用户探索信息空间，并根据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逐步改进他们的查询。

　　信息素养教育：将摘莓的理念融入信息素养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灵活的搜索策略、批判性评价技能和处理复杂信息需求的适应性。

　　总的来说，贝茨浆果采摘模型为信息行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它提醒我们，信息寻求不是一个线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涉及信息寻求者的积极决策和参与。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3.1 概念

　　突发公共卫生事故是指受到突发和严重的公共卫生影响，人们或社会的健康与福利遭受损害的现象。这些紧急情况可能来自各种来源，包括传染病暴发、自然灾害、环境危害、生物或化学事件以及其他与健康有关的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求公共卫生当局、卫生保健系统、政府机构和更广泛的社区作出迅速和协调的反应，以减轻影响并保护公众健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特征：

　　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在没有预警或事先通知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疾病爆发、地震、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等人为事件等都有可能导致死亡。

　　对公共卫生的威胁：这些紧急情况对社区或人口的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它们可能导致疾病迅速传播，造成生命和伤害，扰乱基本服务，破坏基础设施。

　　规模和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可以从局部暴发到区域、国家甚至全球危机。它们的影响可能因威胁的性质、受影响人口的脆弱性以及可用于应对的资源等因素而异。

　　紧急应对的需要：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需要立即采取协调良好的应对措施，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并保护受影响人口的健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例子：

　　传染病暴发：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COVID-19和流感等传染病的暴发可迅速演变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如果它们迅速传播并影响大量人群。

　　自然灾害：地震、飓风、海啸和野火等自然灾害可造成大范围破坏，扰乱卫生系统，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化学或生物事件：涉及危险化学品、生物恐怖主义或危险病原体意外释放的事故可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立即作出反应并采取遏制措施。

　　环境危害：空气污染、水污染或工业事故等环境危害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特别是在暴露程度高或长期暴露的情况下。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采取多方面和协调一致的办法，各利益攸关方合作以有效应对这一局势。回应的主要内容包括：

　　监测和早期发现：快速识别和报告潜在威胁对于及时作出反应至关重要。监测系统和早期预警机制对于监测和发现新出现的健康危害至关重要。

　　风险沟通：在紧急情况下，与公众进行透明和准确的沟通至关重要。提供有关风险、预防措施和现有资源的明确信息有助于建立信任并促进遵守公共卫生准则。

　　应急准备和规划：通过规划、模拟演习和资源分配，提前为潜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这对于确保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至关重要。

　　卫生保健系统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加强卫生保健系统处理患者激增和提供重症护理的能力至关重要。这包括提供医疗用品、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协作与协调：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各机构、政府、卫生保健提供者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协作，以汇集资源、专业知识和努力。

　　基本服务的连续性：在紧急情况下，确保基本服务的连续性，如疫苗接种规划、获得药物和精神卫生支持，对于解决持续的卫生需求至关重要。

　　紧急情况后的恢复：在紧急反应阶段之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受影响社区的恢复和重建，解决遗留的卫生问题，并采取措施预防未来的紧急情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具有挑战性和动态的情况，考验着公共卫生系统和社区的应变能力。通过了解这类紧急情况的特点并实施积极的防范措施，社会可以更好地应对和减轻这些危机对公众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2.3.2 分级标准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级涉及评估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影响，以确定适当的应对水平和资源分配。分级标准可能因具体情况和负责应急的组织而异。然而，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级时经常考虑的一些共同标准包括:

　　威胁程度:紧急情况的规模是确定其严重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受影响个人的数量、地理分布以及进一步传播或对脆弱人群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传播和传播:传播方式和紧急情况在社区内或跨区域传播的可能性会影响紧急情况的等级。高度传染性疾病或有可能迅速升级的事件可能会被更严重地分级。

　　疾病或影响的严重程度:对受影响个体的疾病或健康影响的严重程度是一个基本标准。导致严重疾病、高住院率或高死亡率的紧急情况可能分级更高。

　　公众恐慌的可能性:公众恐慌和恐惧的可能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会影响应对工作的有效性。很可能引起公众焦虑的紧急情况可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来消除恐惧和错误信息。

　　基本服务中断:紧急情况对医疗保健、交通、食品供应和公共安全等基本服务的中断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压力的紧急情况可能会被更严重地分级。

　　准备和反应能力:公共卫生系统和应急反应小组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评等时可考虑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人员和适当的协调机制以作出有效反应。

　　社会和经济影响:对社会和经济的总体影响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级的重要标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社会混乱的紧急情况可能会被列为更高级别。

　　全球或区域影响:可能造成全球或区域影响的紧急情况可给予较高等级。可能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有效地处理这些紧急情况。

　　人口的脆弱性:特定人口群体的脆弱性，如儿童、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和先前存在健康问题的人，在对紧急情况进行分级时予以考虑。

　　控制和缓解能力:控制和缓解紧急情况的可行性是另一个标准。难以控制或需要大量资源来遏制的紧急情况可能会被更严格地分级。

　　必须指出的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过程，可能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进行重新评估。不同的组织，如国家卫生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或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可能有自己的分级系统，以适应他们在紧急响应中的具体角色和责任。

　　三、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的模型

　　3.1 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模型

　　3.1.1 基本思想

　　本文提出的网络用户信息搜索行为模型，是对Wilson的信息寻求行为模型的扩展，专门适用于数字信息环境，模型考虑了在线网络的独特特征以及这些数字空间中信息行为的社会方面。模型的关键组成部分:

　　触发事件:信息搜索行为从触发事件开始，该事件提示个人查找有关特定主题的信息。触发因素可以是内部的，比如个人兴趣或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是外部的，比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讨论或帖子。

　　搜索目标和信息需求:个人定义他们的搜索目标，并确定处理触发事件所需的特定信息。在在线网络中，这些需求可能受到社会互动、同伴推荐或参与讨论和分享信息的愿望的影响。

　　搜索策略:模型承认个人在网络环境中使用不同的搜索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包括在搜索引擎上进行基于关键字的搜索，从朋友或关注者那里寻求建议，浏览标签和用户生成的内容，以及探索来自有影响力的人或专家的策划内容。

　　信息来源:在在线网络中，信息来源的范围是巨大的。个人可以从社交媒体帖子、文章、博客、论坛、视频、播客等获取信息。来源的选择受到诸如感知可信度、受欢迎程度、相关性和对内容创建者的信任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的评估:模型中，信息评估不仅包括评估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还包括考虑社会因素，如来源的声誉和其他用户对内容的参与。一个帖子的社会认可和点赞、分享或评论的数量会影响一个人对信息可信度的看法。

　　资讯使用及分享:在收集和评估信息后，个人使用它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并可能选择与他们的在线网络共享。信息共享可以是促进讨论、展示专业知识或建立社会联系的一种方式。

　　反馈与迭代:在线网络中的信息搜索是一个迭代过程。当用户参与信息时，他们可能会收到来自同行的反馈或遇到新的见解，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信息搜索和共享。

　　社会影响:模型强调社会影响对在线网络中信息搜索行为的显著影响。同伴的推荐、社会规范以及遵从群体意见的愿望会影响人们所寻求和分享的信息类型。

　　总体而言，网络用户信息搜索行为模型提供了对数字时代信息搜索的复杂性和社会性的见解。它突出了个人、他们的在线网络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和在线社区上可用的各种信息来源之间的动态互动。

　　3.1.2 过程步骤

　　通过对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构建网络用户信息查寻行为的过程模型，针对本研究，为了便于处理，将模型目标设置为：面对新冠疫情，淄博市公众的信息行为，模型函数为A。公众信息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信息需求、信息检索行为、信息评价行为、信息使用行为等。

图3.1网络用户信息查询行为模型步骤

　　如图所示的模型阐释了网络用户的信息查寻过程，共分为七个阶段：

　　Step1:外界刺激，这些刺激是形成网络用户行为模型的主要因素，多是环境的变化、或新因素的形成、新事件的影响；

　　Step2:形成信息需求；当外界刺激作用于个体、群体时，为了适应、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就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Step3:形成信息动机；根据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当刺激激发需求，作用于个体和群体的结果就是形成信息动机；

　　Step4:信息行为的体现-信息查寻，在信息动机的激励下开展信息的相关行为，包括信息的检索、信息的浏览，这些行为都是通过一些检索工具实现；

　　Step5:形成信息评价：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初步评价，是否真正符合信息需求，如果正确则跳转入Step6，否则重新进行信息行为，即Step5；

　　Step6:信息利用，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使用，发挥信息的作用，并最终判断是否满足信息需求，如果满足则转入Step7，否则重新进行信息行为，即Step5；

　　Step7:结束。

　　3.2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的模型

　　3.2.1 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模型

　　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模型函数设置为：面对新冠疫情，淄博市公众的信息行为，目标函数为A。公众信息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信息需求、信息检索行为、信息评价行为、信息使用行为等，则公式为3.1A=X+J+P+Y。（3.1）公式中，X表示信息需求、J表示信息检索行为、P表示信息评价行为、Y表示信息使用行为。

　　这里的目标函数并非是固定的值，而且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获取到的公众信息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外在表现和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对每个要素进行分析。

　　3.2.2 因素分析-信息需求

　　信息内容需求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分析指出，行动决定思想，而思想源于要求，要求对行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信息内容需求量相当于获取行动的最初驱动力。美籍心理医生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维度划分为生命、安全、情感、尊严以及自身价值实现五大维度。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信息需求是安全需求的主要衍生品。面对全球性和威胁性的病毒，民众需要在保证日常饮食等基本养生需要的时候，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平安。由于病毒传播迅速，影响广阔，民众深受不良环境与政策的干扰，多数时候不得不呆在家中，等候疫情好转。在这样长期且焦虑的等待中，民众不能借助面对面的直观方式掌握疫情的进展状况，不得不通过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媒介收集各类关于疫情的资讯数据，解决他们的信息需要，进而直接形成信息诉求。

　　本文把此次新冠疫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故对市民的信息要求分成范围和数量二层次。

　　程度方面，调查公民每天看到新闻消息的次数、对比公民在平时，无特定情况下看新闻消息的次数等；

　　种类维度主要是综合分析病毒期间新闻消息的内容，对其分为如何防治病毒、病毒种类、新增患者、治疗状况、全球范围病毒爆发形势、交通管制信息、政府病毒部门信息、社会疫情暴发信息、其他等九大类别。

　　3.2.3 因素分析-信息查寻

　　信息查寻的主体表现为信息检索和信息浏览，其中信息检索对信息查询的影响更大，是信息需求以及信息动机推动形成的显性行为，同时信息检索的结果和浏览的效果对信息评价、信息使用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淄博市公众必然在信息需求影响下开展大量的信息查寻行为，对上述各类维度的新闻进行检索和浏览，从而判断社会环境、疫情进展、个体危机等。同时由于信息查寻也存在着相对广泛的定义，所以本研究将新冠疫情下的淄博市公众信息行为定义为中国公民查阅新疫情信息的行为，其中也包括了传统媒体，包括对报刊、杂志等的查阅；以及互联网媒体，从涵盖了互联网的各种数字化媒介，更细化至今日头条、凤凰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四百余种媒介查寻。

　　3.2.4 因素分析-信息评价

　　信息评价是指消费者在经过各种途径主动或是被动接受了消息之后，经过不断的研究，进而对消息的性质做出判定的一个活动，也往往关系到对消息真伪的判别。疫情时期，各种流言肆起，调查结果表明，近百分之九十八的市民表示过或听到了新闻内容。所以针对这些现象，研究市民进行情况判断的尺度与标准存在相当的重要性。

　　为了评价新冠疫情下的淄博市公共信息评价，这里从发现谣言的第一反应、民众判定消息真伪的尺度、市民对官方辟谣的看法来评价。

　　3.2.5 因素分析-信息使用

　　信息利用行为是指是指人类把已了解的信息或科学知识实际运用于生产、工作、认识、决策、人际、文化以及观念层面的各种领域的活动，是使信息正确发挥作用的关键。分析指出，在疫情时期公民的个人信息使用情况一般界定为，在查询到所需资料并做出判断时，对本人身心健康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危害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等情况。

　　为衡量在新冠疫情下的社会淄博市对公众信息运用程度，本章把信息的运用从思维情感与认知行为二个方面加以评价；思维情感是指公众对于诸多的疫情报道，及其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思想上的影响，包括了厌烦、激动等；而认知行为则是指公众在接受到了疫情报道之后，除确定了其真伪性及其对自己情感所产生的影响之外，有没有能力将这种信息运用于人际交往和生活实践之中。

　　3.3 调研方案

　　3.3.1 调研问卷设计

　　调研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来进行，问卷的方式是问卷星。调研和访谈的对象主要以淄博市公众为主。

　　本研究使用问卷星作为调查问卷，分基本信息、信息行为、疫情建议三个部分，共18个题目。

　　3.3.2 调研问卷投放和基本信息

　　在调查问卷投放方面，本调查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问卷星发放平台，面向淄博市统一投放调研问卷，总投放1530份调查问卷，回收878份，有效问卷量878份，回收率约57.38%，有效率约100%，问卷的回收率不高，但是有效率较高。将数据整理好导入到SPSS 20.0软件中进行信度校验，信度系数α值为0.94，高于0.7，说明调研问卷信度较好。

　　进行问卷效度校验，这里采用相关分析法，问卷四个维度也就是调研部分的相关系数在0.096-0.685，各维度和问卷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635-0.798，符合统计学指标要求，效度较好，能够用于本文的研究。

　　调查调研对象性别基本情况如表3.2所示，调查调研对象中性别为男的调研对象数为519，比例为59.11%；性别为女的调研对象数为359，比例为40.89%；男女比例基本平衡，调研对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调研对象年龄层次中，最大的调研群体是18-24岁，共计573人，占据了总数的65.27%；其他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36岁-50岁的116人，比例为13.18%；25-35岁的85人，比例为9.65%；51岁以上的76人，比例为8.68%；18岁以下的为28人，比例为3.22%。

　　调研对象学历层次中，学历层次上主要以大专为主，本科以上群体占比不高。

　　调研对象地区层次中，大部分调研的对象都在淄博本地，可以反映本地情况。

　　3.3.3问卷分析

　　（1）信息需求分析

　　疫情期间，公众每日查看新闻信息的频率如图3.2，

图3.2 公众每日查看新闻信息的频率

　　公众平时查寻新闻的频率如图3.3，

图3.3 公众平时查看新闻信息的频率

　　对比这二种调研方式下的民众对信息的需要能够发现，在新冠疫情下，中国民众的对信息需要和平日一样，但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他们对新媒体信息的频率也异常之高，对新闻资讯的需要表达得也非常的激烈。

　　疫情期间，公众关注新闻种类如图3.4，

图3.4 公众关注新闻种类

　　淄博市民众在流感期内，对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消息注意力也差异不大，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病毒种类、新发病者和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三个领域中，对新病例的传播信息也尤为关注。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传媒对于新闻消息的报导是相当全面的，中国公民也能够更有效的掌握并采纳有关资讯；而另一方面，中国公民除了特别关注于如何预防病毒等涉及自身健康问题以外，也特别关注于一个国家内总体的病毒进展状况以及海外国际形象，中国人也有着比较强的爱国意识。

　　（2）信息查寻分析

　　调研结果显示，淄博公众在新冠疫情下表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行为。疫情出现前，公众就面临了丰富的自媒体资源，传统媒体的地位大幅度下降，数字化媒体占据主流，其中选择采用官方媒体的人数比例为75.97%，选择自媒体的人数比例为14.03%；为什么在疫情中出现这样的变化，调研中显示，选择官方媒体的原因如图3.5.

图3.5 选择官媒的原因

　　选择自媒体的原因如图3.6.

图3.6 选择自媒的原因

　　如上图所显示，在选择通过官方媒介来了解此次疫情信息的群体中，他们往往觉得资料真实性可信与了解的细致而全面是二个主要吸引点。在疫情时期，各种传言此起彼伏，诸如“喝板蓝根、酒能够防止新冠肺炎”、“湖北某公立医院尸体无法处置”、“钟南山院士被感染”等极大的消息引发了市民们的恐惧，但是此类传言大部分还是来自于自媒体网站或是个人平台。所以，当他们迫切需要专门的信息源来消除他们的恐惧和满足他们需要，这时只有通过官方媒介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而众所周知，官媒一般指的是具有政府部门背景，是由政府部门所开办的新闻媒体。其具备专业、权威、真实的特点，其发出的媒体内容都经过事前核实的，具备相应的真实信息基础的，使得官方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谣言造成的不良影响，尽量还原事实真相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以此提高民众的安全性。

　　部分公众购买自媒体的原因主要是被其内容多样化的优点所吸引。而网络科技的发达也让媒体信息展示方式不再只有文本与图像，短视频、手机直播、VR、H5等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因而备受广大网友青睐。比如，抖音视频就通过制作了一个个有关抗击病毒的患者的小视频，给人们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科普了一些有关新冠病毒的基本知识，而受到了大众欢迎。所以，研究人员指出，官媒与自媒体各有千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所需要的信息特质也有所不同，比如在新冠病毒感染这一类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故之前，一般民众为实现自己的健康安全，更多的去看重新闻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因此就首选官媒作为信息检索渠道。

　　在对公众具体使用的查询途径上，一般民众比较倾向于与官媒体结果的方式保持一致，而人民网、新华社、中国新闻社还有中国时报的官媒平台就变成了数量最多的选择。而在各种自媒体平台上，如微博热搜榜、今日头条等也成了公众的偏好。

　　（3）信息评价分析

　　在看到谣言信息第一反应的调查中，结果如图3.7所示。

图3.7 看到谣言信息第一反应

　　如图，大众的看法普遍有相对理性的倾向，在判定数据真伪时能留出相当的余地，无绝对性的倾向。但认为谣言中多数可信与少数可信的数量比例并不差上下，所以研究人员指出部分民众对信息判断的媒介素质尚有待提高。

　　公众如何判断信息真伪结果如图3.8所示。

图3.9 公众如何判断信息真伪

　　如图，多数消费者都会基于信息来源的真实性而做出决策，其他人主要依靠知识、直觉以及他人（亲朋好友）的看法为基础。因此研究认为媒介的性质是一个主要影响因子，不但和大众的信息检索方式有关，同时也会影响到大众判定信息内容的真假。当然，除信源之外，直觉和周围亲朋好友的非理性影响也可能对大众判定信息内容造成一定的干扰。

　　由于互联网的大范围流行，网络流言扩散的渠道扩大了，流言扩散的频率也提高，同时流言扩散的生命线也拉长，许多流言在扩散后很快地发生新闻反转现象观众的心态也会随着报道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出现一个阶段性的社会偏差。就这次疫情而言，一开始是自媒体甚至其他私人平台发出的大量流言，通过裂变方式的扩散蔓延，造成民众的惊慌，接着官方新闻媒体关注到后，迅速采取调查等手段，并发布说明和通知信息，破除流言，实现媒体反转的流程。例如，在疫病大爆发时期，某微博私人帐号曾发布了武汉某医生遗体在楼道内堆放的视频画面，称当时疫病规模已超出监控，且死者数量也大大高于中国官方消息等不实谣言，被公众在微信及好友圈里迅速疯传，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恐慌。后经核实，系为传言，且图片中的声音系在后期录制，而图像画面上的“尸体”实为由于过于疲惫躺在地上休养的医护人员。

　　调查中，公众对官方辟谣的态度不一，如图所示，

图3.10 公众对官方辟谣的态度

　　如图所示，觉得虽然大部分公众都选择相信官方的辟谣消息，但超过一零点五的公众都希望将信息加以转载给更多的朋友们了解。但有部分公众人物并不认同官方的辟谣，其所提供的理由中，认为官方并不能提供的依据和认为有后续，并不急于表态的原因。

　　（4）信息使用分析

　　在思维情感方面，调研结果如图3.11所示。

图3.11 公众思维情感变化

　　如图，多数民众认为看到了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处理疫情的好信息，并产生了正面积极的民族自豪感；而部分民众则觉得疫情消息让他有了一些厌烦和不安的负面感受。所以，在个人信息使用行为中，民众往往因为个人疫情信息对自己情感维度所形成的影响多过于正面，有待深入反思。

　　在认知行为方面，调研结果如图3.12所示。

图3.12 公众思维情感变化

　　如图所示，公民表示在发现疑似的媒体消息后，有主动利用各种渠道去寻找事件的真实性；另外需要关注到，部分公民选择转发重要消息让周围人知道或者报警或者劝告别人不要相信可疑消息；此外公民也表示会依靠新闻消息可能带来的安全防范措施去抵御抗病毒入侵。总体而言，公众都主动地对接受到的疫情新闻资料采取利用行动，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安全也做好了防护。

　　四、淄博市公众疫情下的信息行为特征

　　4.1 信息行为特征

　　4.1.1 信息需求量大且多元

　　通过上文研究显示，相较以往，民众在这场来势汹汹的时期对新闻内容关心的频次有数倍上升。民众为满足自己的安全感需要，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刷着手机来收集新闻资讯，想要知道更多的病毒进展状况，从而形成巨大的信息量渴求。而民众产生的信息渴求，并不是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方面，而且呈现分散性、多样性态势。如何预防病毒、病毒来源、病例数量、其他国家对这次病毒的研究、处理现状、疫情有关工作人员失职和交通管制的八大类型报道均有数量不小的民众在关心，而笔者没有分类的其他类型的病毒报道也有少许比例民众在关心。民众在防疫之前，还是更多的想要掌握全方面的新闻资讯，从一定程度上打消对防疫工作的恐惧，借此获取安全。

　　4.1.2 信息查寻以官媒为主

　　本文采取了由市民所选择的官府媒介与自媒介二者择其中一，以及选择获得新闻资讯的具体渠道二种方法来分析市民的传播倾向，结论也一致的指向了官媒。在疫情时期，全国各地新闻肆，虚假感染数据、编造预防措施等的虚假信息层出无穷，而始作俑者也多零点五是自媒介，市民们在一次次的提心吊胆中也已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自媒介的局限性，由此官媒介也凭借其数据权威、准确性极高，以及解读能力全面的因。素在这场较量中获胜，占据了超过六成的市民的传播倾向。“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被取代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并不存在，恰恰相反，包括民众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等权威信源正尽力地向社会还原疫情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为破除某些疫情传闻提供足够的依据，疏导民意，让民众可以真实地了解疫病发生的现状，而并非被某些小道消息所影响。

　　4.1.3 信息评价判断力不足

　　在新闻信息评判环节上，尽管民众并不是单纯的去相信所谓的谎言，但在对新闻信息真伪性的评判及其对判别尺度的选择能力上也亟待提高。首先，在对新闻信息真伪性的评判上，社会大众普遍呈现二极化态势，在发现了谎言的第一反应，认为均可信和都不能相信的人员比例差别不大；而认为多数可信和少数可信的人员比例也差别不大，这就表明零点五数的民众在判断能力上还是需要得到一定的提高。其次，在对评判区真假性标准的选取上，人们公开选择通过直觉、身边的其他亲友和媒体消息下面的评价区来做出评判的数量也并不罕见，而这些以非理性因素成为评判准则的现象也必须引发人们的重视与反省，这或许也会对整个社区的安定形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公民们仍然必须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进行必要的提升，以努力提高自身的媒介素质。

　　4.1.4 信息利用积极性不高

　　当新闻收集的流程完成之后，一般民众的获取信息行为并不会随之终止，反而进入到了信息整合的新阶段。而另一方面，一般民众也可以将其应用于社交沟通上，把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新闻转载至好友圈、微信群，或者通过新闻病毒式传播，让更多的亲朋好友了解到有关的发展进展以及有关政策信息，可以打消一般群众顾虑，从而提高社会凝聚力，以便于更好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另外，民众会对自身发现不真的新闻内容进行通报，积极寻找真相，让网络世界回归以往的风清气正；此外民众也会将这些卫生常识运用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主动的利用大幅报导的科技手段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例如要勤洗手、带口罩等，对自身的安全卫生习惯产生一些正面影响。

　　4.2 行为引导策略和措施

　　4.2.1 公众需打破性别偏好

　　民众对于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需要是呈现多元化趋势的，只是男女各个年龄之间的信息需要类型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男性较为重视疫情期间政府部门等公众组织的有关工作人员失职的报道，女性较为重视感染新冠肺炎人群的医疗状况的报道。此外，在对疫情新闻内容的检索方式上，男性更青睐于从官方媒体获得的新闻资讯，而女性则更偏向于自媒体。

　　所以，为了要实现男女性双方都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掌握有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故的新闻信息，并提高人们对新闻信息的认识，从而减少传播疫情的危机，社会各方都必须尽力克服性别差异。男人可以在关心疫情的公权力滥用等新闻消息问题的同时，也可以把一些精神关注在疫情救治情况上；相反地，女人也可以多多关心一些在疫情之下的社区管理等更深层面的问题。而在对疫情报道资讯的查询渠道的选取方面，男女性也要克服自我偏好，破除信息障碍，无论是官方媒体或是自媒体所公布的报道资讯，都能够进行选取，在有精力的前提下，能够对二者所公布的报道资讯进行一个对比与研究，努力做到资讯的全面化与客观化。

　　4.2.2 公众需增强信息素养

　　健康信息素质概念由中国医图书馆学会的健康信息素质团队提供，涵盖了知识需求、信息收集、知识评价、信息处理四个方面的知识。但在新冠疫情时期，中国公民普遍显示出在信息评估上的科学信息素养严重不足。能在第一时间对谣言采取坚决否定态度的中国公民仅有一成，而其余近九成的中国公民则在相信与犹豫的态度里徘徊。

　　此外，很多公民也表示是根据直觉、或者其他人的看法来评判健康信息的真伪性。基于此，公民首先必须增强对健康信息认知，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并增强主观能动性，特别注意对心理健康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再次，必须提高健康信息知识储备水平。在评判健康信息真伪度的标准选项上，通过使用健康知识进行评判的比例并不多，而且能够发现健康信息知识缺失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所以公民应该通过日常生活中主动积累的健康信息，也能够利用包括丁香医生等健康类信息知识发布源来获得健康知识信息、或者选购健康类的图书。尽量抛弃直觉、习惯等非理性的认识，在应对新闻资讯时，可以运用知识等理性手段去评估。此外还应该在出现“新冠肺炎”病毒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多提高对有关卫生资讯的注意频率，并可主动请求亲友的支持，以此增强自我卫生常识准备。

　　4.2.3 公众需合理利用信息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故时，我们有完善的心灵建设也是置关重要的。但面临此次新冠肺炎扩散广泛、传染频率快的现状，不但国家当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管理困境，同时民众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消息使用层面，许多民众确实具有对病毒重要消息转载、按照专家建议采取病毒预防措施的主动使用情况，但在情感层面上，则面临着厌倦、忧虑和紧张的消极心态，这些消极的信息使用影响显然需要从一定意义上扩大、积极化。

　　所以，公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故时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做好自己的心态建设。首先，建立一种良好的情绪状态。当遇到流感中的感染者数量迅速上升的负面新闻，当公民在第一时刻出现了诸如忧虑、紧张等的应激性反应时，就必须迅速冷静下来，以稳定情绪，重新相信自己。第二，合理地调整注意力。因为病毒的传染性极高，而公民在流感时期生活的主要时间都是与家庭隔离，随着空闲的时间增长，公民就只能通过不停地刷着手机来打发时光，因而产生了越刷越忧虑的心理状况。针对此，公民可以暂时地放下手机，通过和亲人聊天交流，不仅可以减少对自己的焦虑，还可以巩固家庭友谊。第三，更积极地利用流感的消息。市民要主动的按照各大专家所推荐的病毒预防方案采取措施，勤洗手，外出必戴口罩，同时监督周围的朋友，确保健康。

　　4.2.4 政府需加强舆情治理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流言层出不穷，相比较素日里的流言，它具有更为突出的传染性优势，当然也有可能会对民众和社区造成更大的危害。首先，必须建立疫情谣言预防体系。当流言出现后，政府部门能够合理利用一些大数据分析和人工的手段，对流言加以鉴别。其次，政府部门必须意识到推进疫情资讯发布的重要性，合理做好舆情引导。疾病消息传递中的大敌是流言，而消除流言最好的方式便是政府部门鼓励并保障新闻资料的自由发布传播，采取权威的解答方式反映民众急切关心的疫情问题，从而平服民众由于流感而引起的恐惧心态。因此，为消除疫情传言，全省二十余家省内主要的新闻媒体都自愿组成了“辟谣侠盟”，及时在网络上发布辟谣消息，很好地进行了舆论引导。最后，政府部门还应该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处置流言，构建起严密的流言惩罚体系和摒弃“一刀切”的方式。比如，政府针对类似于“喝板蓝根能够防止病毒”的这类无害传言，可采用不进行硬性惩罚措施，只是通过对各大新闻媒体做出回应即可；但如果关于谎报或编造了病毒尸体数量、病毒进展状况等造成公众恐慌，甚至破坏了公共秩序的信息，则政府应该对谣言惑众行为加以严格处罚，也因此应该通过经济处罚或刑事拘留的手段进行惩罚，从而形成了反面教材，以避免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4.2.5 官自媒协力

　　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和官媒这二个新闻传播方式之间很容易产生交叉、重叠和冲突的现象。就交叉、重叠的新闻现象而言，自媒体也会报道官媒体的报道信息，而官媒也会报道自媒体所发出的消息，并且共同传递同一的信息。但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官媒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道和传递都必须依靠一定的法律制度和流程，而自媒体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递，则需要及时、爆发式和无规则的传播方法。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病毒传播的巨大风险所引发的新闻扩散问题，官方新闻媒体必须辟谣以维护社会安全；另一方面，自媒体“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也常常导致不满于官方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同时还有不少出自自媒体的新闻也在挑战着官方新闻媒体的权威性。

　　针对这个问题，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双方都必须实现最后一次的言和。从上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官方新闻媒体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公信力的绝对优势，近六成的中国公民都倾向于在官方新闻媒体中得到重大疫情的新闻资讯。在中国公民看来，各级官方新闻媒体代表了政府部门的声音，官方新闻媒体也是政府职能的延续，因此公民对新闻媒体的信赖和对政府部门的信赖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官方新闻媒体也必须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继续坚持，在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勇敢当民众的消息指南针，减少对消息忧虑，为社区安全与稳定作出努力。同时，在看到了自新闻媒体虽然存在信息碎片化和真假消息掺杂严重的缺点以外，也必须认真学习自新闻媒体的传播速度快、内容多样的长处。而自新闻媒体则要进行深刻反省，重新确立好自己的法律地位，摒弃了把经济利益放在整个社区价值上面的常规思维，努力提高专业素质，以防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谣言信息的蔓延。通过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共同构建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利益共同体，以达到各方的协作共赢，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五、结论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传播病毒和传染病的风险大，社会影响程度大以及公民专业医学知识欠缺，使得公民会对卫生事件新闻内容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以及由此一系列的传播信息行为。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中，关于信息行为研究的成果探讨较多，而关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具体场景下的信息行为成果则较少。因此，本研究主要专注于此问题，以信息行为研究结果为依据，建立了互联网的信息查寻行为模式，同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以广大网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来研究并归纳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行为的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因子。

　　调查显示，中国公民在突发性公共卫生案件中的信息行为，存在着信息需求量大且多样化、信息查寻方式以官媒为主、信息评价判断力欠缺、信息使用积极性不高特点。根据上述结果，该调研提出，公民应消除性别偏差、提高资讯素质、正确使用资讯；政府部门应做好舆情管理，官媒与自媒合作形成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故消息共同体，达到各方的协同共赢，为安定作出贡献。

　　本文在理论内涵与科研手段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缺陷。在科学研究中，尽管可以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来选择调研对象来实现所采集信息的丰富化，但是因为时代的紧迫性以及作者本人的大数据分析水平限制，使得所收集到的问卷量很少和数据挖掘的层次都比较浅。所以，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还必须从上述二个角度加强，以便获取更为合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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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批准号：22ZBSKB050

　　项目负责人：王贵

　　所在单位：淄博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