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彷徨二孩：能生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两年前，“单独二孩”放开的消息传开后，犹如给了很多生育意愿强烈的“非独”70后当头一棒，死了生二孩的心。而今，全面二孩的放开，70后成了受影响最大的一群人，也让这个生育能力渐弱的群体陷入了集体彷徨——想生却生不了的尴尬困扰着太多“奔五”的70后妇女和家庭，而无限逼近的生育极限也迫使他们与时间赛跑。

　　三个70后家庭的二孩之路

　　近日，“全面二孩”的消息传出，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将在中国正式结束。尽管新政策仍未落地，但“二孩，生还是不生”已经成为人们闲聊时的话题。在跨越了70后到90后的婚育人群中，有表示“坚决响应”的行动派，也有大呼“养不起”的拒生派。其中最为纠结的，莫过于即将“奔五”的70后们。许多70后妇女生育期已接近结束，只能眼看着错过“二孩”的末班车。

　　近日，华商报记者走进三个70后家庭，分享他们有关二孩的故事。

　　故事1

　　44岁的老洪：没时间了 这一生都白过了

　　在得知二孩政策放开后，女儿已经上初中的洪树林夫妇突然陷入了一种新的困境。44岁的老洪，失眠的老毛病又犯了，整宿地抽烟，心中五味杂陈。而正在吃中药调理的妻子赵婷，突然发现自己的婚姻陷入了某种“危机”。

　　能生了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老洪夫妇俩可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

　　妻子赵婷三年前曾意外怀孕。当时赵婷还不到四十岁，老洪也曾经考虑留下这个孩子。可是孕期的妻子，总担心孩子没长好，加上各种外部压力，两人最终到医院堕胎。在当时的老洪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只有一个女儿虽然说不上什么‘光荣’，但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已经形成共识，二孩并不是一个必选项。”

　　吞吐的烟圈儿让老洪的讲述显得意味深长，“超生红线以前也不是说绝对不能碰。可是在过去，‘一个’是基本国策，这孩子国家是不需要的，他不合法，生出来也别扭。就像收庄稼，一年一茬，可七八年不收了，也就磨蹭过去了。”

　　然而，如今面对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却令夫妇俩陷入彷徨。在家里老洪尽量避开二孩话题，但当不堪重负的妻子提出“去医院检查”时，老洪突然感到巨大的失落，一时竟感慨“没时间了，这一生都白过了”。

　　其实，早年曾有老友揶揄没生下儿子的老洪，“那么蹦命干啥，将来还不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呢。”老洪后来承认这句话“触动”了他。但出生农村的老洪与妻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作为同龄人眼里的“半个”精英，他一开始就“本能”地摒弃了重男轻女的习俗。

　　老洪的母亲当年在42岁时才生下他这个幺儿。对于老洪唯一的女儿，老母亲从未说过半个不满意，唯有84岁临走前留下一句话，“宁叫儿气死，莫叫儿想死。”而今，44岁的老洪方才体味到这句老话里的“无奈”。但面对“国家”的需要，老洪夫妇这一次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妻子已经有了早期的更年期症状，一直在吃中药调理，钱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按照她现在的健康，要生二孩，风险太大。”

　　迟到的生育福利 已无力改变生命轨迹

　　与正在老去的1.5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一样，老洪也不得不面对养老压力。一想到宝贝女儿将来要嫁“旁人”，老洪会像个孩子似的感性起来，“等女儿嫁了，我就到终南山去隐居，再也不出来了。”但冷静下来，他又恢复了理智，“我们这辈人注定要进养老院的，哪能给孩子添麻烦呢。”说到底，老洪对“二孩”的念想似乎又与“传宗接代”无关。

　　老洪无法忘怀与女儿小时候的一段对话。“当时一位长辈过世，不过三四岁的女儿问我‘爷爷去哪儿啦？”我就随口告诉她爷爷去天上了。女儿又问我‘为什么要去天上？’我就说，每个人都会死，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去天上。结果孩子哭得稀里哗啦的，伤心了一天一夜。”

　　“我没办法，只好叫来妻子帮忙安慰，编造了很多话，说我们将来都会在天上看着她，我们还会有很多彩色的翅膀，红的、蓝的，才把丫头给哄乖了。”

　　女儿的反应给了老洪莫大的触动。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和她妈妈不在了，孩子怎么办？哪怕多个闺女，也不一样啊。”

　　在同事朋友关于“二孩”的热议中，老洪决定给自己放个大假。他请了年假关了手机，躲到家里闭关去了。而对于许多的70后来说，迟来的生育福利不过是水面的涟漪，纠结过后，被“一孩政策”改变的生命轨迹已无力挽回。

　　故事2

　　40岁的西安公务员：搭上末班车 期待政策在孩子出世前落地

　　对于西安的耿大成夫妇来说，“二孩普遍放开”的消息简直是一场及时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按照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即将到来的孩子很可能使二人被“开除公职”。

　　顺利的话 他们的二宝明年6月出生

　　“你知道新政策什么时候落地吗？”11日晚，西安北郊，陪着女儿上英语培训班的耿大成向华商报记者打听着“二孩放开”的最新动向。三个月来，耿大成夫妇一直小心地保守着一个秘密，他的妻子怀孕了，“如果顺利的话，二宝将在明年6月出生。”

　　今年40岁的耿大成与妻子都来自陕西农村，且在西安有稳定公职，妻子是一名医务人员，耿大成在司法系统上班，属公务员。

　　对于耿大成来说，“二孩完全是个意外。以前亲眼见过村里超生的被拆了房子，没收了粮食，还罚款。现在咋说变就变了？”

　　按照此前的政策规定，属于“非独生子女”的夫妇俩一旦要二孩，将会因超生面临“开除公职并交纳社会抚养费的处罚。根据陕西现有的政策，二人需要交纳20万左右的处罚款。”“养不起”成了耿大成的现实考虑。“我们俩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八千左右。大女儿今年6岁半了，上一年级，一年光择校学费和兴趣班的花费，就要三万多。不怕你笑话，我看起来是个中层干部，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再要一个，说实话，养不起。”

　　由于种种政策限制和风险，耿大成得知妻子怀孕后的第一反应曾是“流掉”。夫妻俩商议后达成共识，“生活压力太大，要二孩也带不来幸福，与其这样不如放弃。”

　　破釜沉舟 曾做好被开除公职的准备

　　然而，9月初，二人到医院检查时，主治医生的建议却让二人犯了难，“根据妻子的健康状况，手术流产的风险太大，不如生下来好一点。”这是耿大成没有预料到的，“骑虎难下”的耿大成在反复权衡后，最终决定“破釜沉舟，豁出我20年的工龄不要了，大不了被单位开除公职。”

　　就在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后，半个月前的二孩新政却给他带来了戏剧性变化，“即将失去的饭碗保住了。”当天，听到一位60后领导向他感叹“政策变软了，机会却永远错过了”，耿大成差点激动地流下泪来。

　　与70后纠结的心态不同，耿大成发现，对于身边的60、80、90后夫妇来说，二孩的选择简单很多。“60后已经过了生育期，没得选择。80后表弟则认为，无论有没有放开二孩，都只生一个，自己活得轻松才最重要。”

　　耿大成的考虑与经历有关。“我和妻子都不是‘单独’，我有两个姐姐，妻子娘家姊妹六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到现在家里的大件儿也都是姊妹间互相帮扶着添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遇到大事有个商议。可现在的家里孩子都是小皇帝，一个孩子独苗难长。”

　　“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第二代没有叔伯婶姨，第三代则没有了任何通常观念中的亲戚了，整个家族亲情的纽带将被完全割断。”

　　然而，从“4+4+1”的家庭结构到“4+4+2”，给孩子多个伴儿也意味着更多的背负。如今，他每天密切关注着新政策落地本省的新闻，“但愿孩子出生前，政策能在陕西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