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陈贻谟

　　摘要：随着淄博陶瓷产业的蓬勃发展，融合高新科技和艺术创作的日用陶瓷已成为“当代国窑”地域品牌的领导者。为了展现淄博日用陶瓷、艺术陶瓷的发展现状，彰显“当代国窑”地域品牌和艺术陶瓷的独特魅力，大众网记者走近陶瓷艺术大师，通过邀请艺术大师做客大众网或专访的形式展现他们的精湛技艺，记录他们艺术创作背后的感人故事。

　　陈贻谟：潜心设计六十载 “雕”中华气派“塑”艺术人生

　　【艺术格言】：设计人员要解放思想、大胆设想，敢去打硬仗，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好东西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搞不出什么来的。

　　大众网淄博4月30日讯（记者 赵凯 仇晶 初肇威）生于陶瓷世家，集众家所长，“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贻谟，用他精湛的技艺创造了一代国瓷历史。4月16日，这位陶瓷艺术界的传奇人物在接受大众网《陶瓷大师》系列访谈节目专访时表示，淄博的陶瓷事业需要发展，需要创新。创作好的作品，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精神，还要具备地区荣誉感，为淄博争光。

　　从艺六十余年 博学多才炉火纯青

　　陈贻谟，1933年出生在山东淄博著名的陶瓷世家，其祖父陈希龄、父亲陈怀慈都是著名的陶瓷艺人。陈希龄于清代光绪年间任职山东省劝业道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是宋代名瓷茶叶末釉----鳝鱼黄釉的恢复者和鳝鱼青釉的开拓者。陈怀慈则是新中国山东省陶瓷行业第一位被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工艺美术师称号的著名陶瓷艺人，长于器皿、动物雕塑的创作。

　　在家族浓厚的陶瓷文化熏陶下，陈贻谟自幼随父陈怀慈学艺。1958年，年仅二十五岁的陈贻谟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全国民间雕塑研究班进修，并接受著名艺术家张京钴、雷圭元的言传身教。

　　陈贻谟告诉记者，当年自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半年之后便回到淄博开始担任博山陶瓷厂实验室主任，并在博山陶瓷厂培养了四十多个年轻人。“做陶瓷没有人才是不行的，当时培养的一批年轻人，直到现在还活跃在行业内，有十几人也已经成为了陶瓷大师。”陈贻谟说。

　　据了解，陈贻谟曾先后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历任全国陶瓷创新评委会终审评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2005年获评 “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淄博陶瓷由“粗”变“细” “不服输”干劲蜚声中华

　　淄博有着五千年的鲁山文化，盛产黑釉、茶叶末釉，装饰品以大龙盘为代表，但在近代陶瓷的发展中，淄博却渐渐落于人后，陈贻谟分析道：“以前咱们淄博陶瓷的特点，就是粗老笨重，做大瓮、大缸这些东西，在全国没有排上名次，主要是材料太古老，没有新东西，也没有进入国窑。”

　　在访谈中，陈贻谟告诉记者，在解放以后，淄博政府开始加大力度发展陶瓷，陶瓷的种类由粗陶变细陶，再由细陶变粗瓷。上世纪60年代淄博提出“赶唐山学醴陵，学景德镇”，可是成效并不大。

　　“上世纪60年代以前，全国开展览会，就是没有山东的展品。当时我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想做点儿东西给山东挣荣誉。”淄博陶瓷乃至山东陶瓷的境遇让年轻的陈贻谟燃起了一股斗志，他创作了一套八楞壶，壶身采用八楞造型，口大底小，用梅花图案和淡蓝色边做装饰，并题以毛主席诗词。因其独特的造型设计备受瞩目，成为当时在全国工艺品展览上山东唯一的一套展品。

　　此后，“八楞壶”因其型美价廉的特点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博山陶瓷厂等各个陶瓷厂均开始大批量生产“八楞壶”，并在市场畅销20年。“八楞壶”的一炮打响，为淄博陶瓷产品打开了销路。

　　自“八楞壶”后，陈贻谟又不断创新推动淄博陶瓷事业更上一层楼，他说：“‘八楞壶’是一套为淄博争气的产品，后来我又设计了‘竹节杯’等，竹节杯是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广交会上送给索马里元首及贵宾。这是山东陶瓷第一次作为国家礼品，也是我一生当中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对于这一经历，陈贻谟总结道：“学人家不行就要自己创新。淄博陶瓷后来也是在想办法创新材料，后来就出现了细瓷、高适应瓷、滑石瓷等瓷种，山东在陶瓷行业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在1964年的广交会上，淄博的陶瓷产品轰动整个会场，山东走了创新之路，新颖的陶瓷产品顺利走出国门。”陈贻谟自豪地说，从那时起山东陶瓷又重新受到了政府及业内的重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山东在中国陶瓷行业中排名的逐步攀升，吸引了众多前来实习工作的大专院校老师及学生，为淄博陶瓷新品种的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成立了博山陶瓷厂等几个大的陶瓷生产企业。对改进烧成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经济度作用重大。这时，淄博已经彻底甩掉了过去“粗老笨重”的帽子。

　　“中华龙”献礼五十周年华诞 国宴用瓷“霸占”二十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时，中共中央提出更换钓鱼台国宾馆的装饰品，要求既要有古典，又要包含国家宴会的形式，还要科学实用。“国家把任务交给山东之后，这个设计的任务就交到了我的手上。”陈贻谟说。

　　在接过任务后，陈贻谟就开始了专注的创作，“考虑到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龙’也是最能体现中华儿女精气神的一个象征。但是，由于‘龙’这一元素，过去中国帝王用的多，寻常百姓是不能用的，所以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没有人敢用‘龙’来进行创作。”陈贻谟却没有受到这些观念的制约，在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后，他大胆采用了“龙”的元素设计出了著名的“中华龙”盖杯。

　　记者看到陈贻谟设计的“中华龙”造型庄重饱满，极具中国气派。“二龙戏珠象征团结，五十六朵祥云围绕在党中央周围，能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在颜色上面，我用的是明黄和碧蓝，这个颜色比较明快、淡雅，而且非常典雅、非常协调，整个的装饰是满画装饰，象征着和平、团结、向上的感觉，作品当场就被选中了。”陈贻谟说。

　　陈贻谟设计的“中华龙”被选上之后，他又在原有的“中华龙”上面又添加了一个杯盖，这一设计也通过了国务院的批准。陈贻谟说：“在朱镕基总理接见美国众议院院长时，美国众议院院长请求朱镕基总理赠予一个‘中华龙’盖杯，从那以后‘中华龙’的名号在京城打响了。”

　　“中华龙”盖杯成为了国家礼品瓷，淄博也有了自己的“国瓷”。“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没有进入国家用瓷，以前的国家用瓷，比如说中南海、国务院用的瓷器，历史上都是从景德镇、醴陵提供的。淄博有了‘高适应瓷’之后，终于进入了国家用瓷行列。”看着淄博陶瓷逐步领先于其它瓷区，陈贻谟欣慰地说：“山东的瓷器清心淡雅，让人耳目一新，影响力也在扩大，钓鱼台、国办、政协等五大领导班子开会时都在用着淄博的陶瓷。”

　　“抱团发展”做大做强淄博陶瓷 “中西合璧”创新作品形式

　　访谈中，陈贻谟还谈到了淄博陶瓷的创新，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元素，比如八大山人等，今后都要运用到陶瓷创作上来，这些素材典雅、有品味，如果把这些元素运用到现在的陶瓷上，要比“中华龙”高贵的多。陈贻谟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淄博陶瓷做了分析，他说：“淄博陶瓷还需要挖掘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名著，结合现在的一些事情来创新，比如说我们的登月计划，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等，都可以运用到陶瓷艺术上来。”

　　陈贻谟在访谈中告诉记者，在陶瓷设计方面，设计人员要解放思想、大胆设想，要有自我拼搏精神，陈贻谟说：“创作好的作品必须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作为。”

　　陈贻谟认为，淄博陶瓷应该从量化生产入手。当下，淄博发展的刻瓷、雕塑等，一些小打小闹的东西不会形成量化生产。同时，陈贻谟还告诉现在正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年轻人，在艺术创作上不能再以临摹为主，要果断进行自我创新。“现在很多人急功近利，把市场搞乱，这样对淄博陶瓷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陈贻谟说。

　　在访谈中，陈贻谟除了话语间流露出对淄博陶瓷发展的关注外，还向记者介绍了他的“艺术梦想”，他向记者透露，今后想根据中西餐混合来开拓一种中西餐结合的餐具。“利用中国的器形装饰外国的色彩，我想在山东来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浮雕和瓶印相结合，色彩和釉色相结合，例如把我们的茶叶末釉做成浮雕形式的也很好。要利用现在的材料，运用我们的技术手段，变化为现代的东西。”陈贻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