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鲁北博兴人。按理说，和桓台县没啥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多年来的“桓台情结”一直“挥之不去”，由此驱使我下决心要写一篇关于桓台的文章。

　　一

　　小时候，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我们村里有位妇女因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往桓台县医院救治。第二天早晨，我听说后，随即

　　脱口问母亲："为啥不去（我们自己的）博兴（县医院）啊？"母亲回答说："因为我们离桓台近啊！"

　　是啊，“近”就有“近”的便利，“近”就有“近”的缘分！我的老家曹王和桓台县城驻地索镇相距不足10公里，应该是地球上桓台区域之外与索镇最近的村庄。正是因为“近”，所以就有了了解的机会，就有了增进情感的平台，就有了不少难忘的记忆。

　　在我的印记中，自己最早进入桓台的地盘，是因为去走亲戚。70年代初期，在我6-7岁时，母亲带我去耿桥小姨家里，路过乌河上一座估计只有百米多长的小桥，看到桥下的潺潺流水与游动的各种鱼类，心情非常愉悦与舒畅。小姨家紧邻（耿桥）公社驻地，出门就是柏油马路。路的南边是红砖绿瓦的建筑，气派典雅，让人感觉好像不是在落后的乡村，而是置身于有着现代气息的新型城镇。

　　我的童年曾经随父母在辽宁北票和省城济南度过一些日子，目睹过一些三五层的楼房。但后来在农村生活，外出“逛”的第一栋“乡村大楼”应该是70年代中期耿桥人建设的两层百货楼。那个年月，乡村能够建大楼实属罕见。当时和几名同学“噔、噔、噔”一块爬楼梯时兴奋的心情，看到琳琅满目的烟酒糖茶、衣袜鞋帽时惊叹的口气，还有那营业员点钞票时优雅而高贵的动作和神态（乃至是一种神秘的美感），今天依然记忆犹新。营业员先是往手指上吐口唾沫或舔一舔手指，然后从容地伸出拇指、食指和中指，进而在放在红色塑料盒中的海绵上捏一下，最后是急促地数点纸币，瞬时发出“窸窸窣窣”有节奏的声音，吸引了不少顾客投来艳羡与赞叹的目光。

　　后来“进城”，踏入的第一座县城就是索镇了。其实很早的时候，根本搞不清索镇和桓台是什么关系，就像搞不清楚张店和淄博的关系一样。那时，我与小伙伴们基本上是靠着两条腿往返，有的时候中途也冒着被摔伤的危险攀爬拖拉机，地点主要是位于索镇以北3-4公里的张（店）东（营）铁路与张（店）北（镇）公路交叉处，机动车辆路经此地时速度普遍放慢。去得再远处，则是“较大的市”淄博的中心区张店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步行去索镇，而且一般是当日往返（近20公里），感觉真是快累瘫了。记得有个发小，累得（加之天热）在路边眩晕呕吐，连口水也没得喝。那时真羡慕人家骑自行车的，当然骑自行车的又羡慕开车的！可如今，驾驶汽车的又为骑自行车特别是步行的点赞了（既锻炼身体又环保）！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单调，看电影电视成为人们的奢望。我和几个同学晚上曾多次结伴到桓台的永安、李家等村观看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奇袭白虎团》等影片，甚至有一次当晚空着肚子“急行军”10多公里去起风公社西四村观看战斗故事片《渡江侦察记》，次日会主动地在同学中宣传表白，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们听。自己平生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电视机，是1976年9月份和发小卞敬东去公社机关大院，通过一台12英寸的“微型电视”收看毛主席逝世的相关悼念活动；第二次则是1979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桓台县医院的家属区收看了电视剧《青春之歌》（当时大哥因病在该院住院）。

　　桓台的中学教育，多年来一直受到无数有志青年的“仰望”与“崇拜”，自然是因为她超高超强的教育教学质量。1980年暑假，我在读初二时，还专门托关系去耿桥公社河崖头学校听课学习了两个周。1981年，我在曹王的同学程志刚随母亲工作调动到桓台后，考取了山东省重点中学——桓台一中，同学们都为他欢欣鼓舞，因为进了这所名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实现“大学梦”成为可能甚至必然，但后来志刚弃读高中而上了技校，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期，还有许多其他的“第一次”发生在桓台。例如，我因病第一次去的“大医院”，是1975年初秋去的当时位于县城西南地段的人民医院；我第一次进入的香味扑鼻的饭店，是1975年秋冬去的当时位于县城南北主干道西侧的春华酒楼；我第一次让大人购买属于自己的小人画书的地点，是1975年冬天去的当时位于县城东部的新华书店。还有，我第一次由大哥带着去洗澡的地方，是1976年春节前夕去的当时位于县城中心区域的公共浴池；我第一次随学校去扫墓的场所，是1977年清明节去的当时位于县城北侧的革命烈士墓地；我第一次进入的酿酒厂，是1977年秋天和大哥去的位于县城南头的山东索镇酒厂（今山东黄河龙集团）。

　　二

　　谈桓台，不能不说说桓台的人。桓台名人多，其中公开报道的就不少。战国时期的颜躅、鲁仲连，汉代的辕固，明朝的王象晋、王象春，清初的王士祯、徐夜等文人名士都出生在桓台，并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王士祯（世称王渔洋）系清初文坛领袖，官至刑部尚书，因清正廉洁被誉为“一代廉吏”，更因创立“神韵说”被誉为“一代诗宗”。康熙大帝曾征其诗三百首定为《御览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成为桓台父老乡亲的自豪与骄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1902～1997）。80年代中期，有位桓台的同学告诉我，称彭真是桓台人，我当时还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后来看到媒体的报道才明白过来。原来，彭真的祖籍系桓台侯庄乡（现为果里镇）玉皇阁村。早年因家乡自然灾害所迫，其祖父挑着胆子，携一家三代五口人逃荒，辗转至山西省曲沃县安家落户。彭真1985年3月曾回祖籍桓台视察工作，1997年4月逝世后，玉皇阁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全村赴京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桓台人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是我的小学老师巩秀芬及她的口音。巩老师端庄秀丽、亲切温和，上课时讲一口与博兴口音明显不同、较为“洋气”的桓台话。桓台方言在内容表达与音调音腔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引起了相关人员的研究兴趣，

　　例如山东大学的研究生曾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题目进行探讨。如典型的“这夯子”（家伙）、“老妈妈子”（老太太）与 “哈（喝）酒”、“组啥”（干什么呢）、“逮哪啊”（在哪里）、“刚恣连”（很舒服）以及“快散伙办”（不靠谱）、“很索”（很调皮）、“遇莫”（磨蹭）等等，人们在生活乃至工作中普遍使用这些“土话”。

　　在我的亲友中，有一位桓台人，对我的成长发展乃至人生历程影响重大，他就是我的表哥任乐远先生。表哥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思想深邃，稳健厚重。可以说，没有他当年的指导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他在高青县教育局工作时曾专门写信鼓励我努力学习，坚定了我立志成才的决心。我到滨州工作后，亲身感受了他良好的思想风范与工作生活作风。有一次，作为领导干部的他因病住院，大夫问其患病后是否会影响精神状态？他回答：有时会，但精神状态的好坏要靠个人自我调节，不能影响工作，也不能影响对下属的态度！近年来，表哥致力于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带领全家开展诗词创作且成就显著，全家由此被评为滨州市第一个“中华诗词之家”。

　　还有一位桓台人，虽从未谋面但对我印象深刻，即曾任中共博兴县委书记（1975.8-1984.3）的刘翠英。记得是1975年秋天，听村里的人说，刚从桓台调来的女县委书记乘吉普车到邻近的梁家大队（当时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检查指导集体积肥工作。1980年春天，我通过有线广播收听过刘书记关于农村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讲话，一口浓重的桓台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让人感觉到是一种春风和力量、是一种鼓舞和动力。作为博兴乃至滨州改革开放的探索者与实践者，2018年年底，刘翠英深情回忆了40年前推动博兴农村改革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相关情况，从中可以领略到这位桓台人当年对博兴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在我认识的桓台人中，有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专家，他就是现任美国金斯瑞生物技术公司（GenScript）生物药高级总监宋立新博士。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即1978年，年仅16岁的宋立新考入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今滨州医学院），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考取同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后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生物药的研发和生产并取得了显著成就。1992年赴美国纽约，在爱因斯坦医学院Lloyd Frick教授的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分别发现了羧基肽酶D和E，后任Shering Plough和Merck制药公司高级科学家。宋老师不仅学术水平高、成就卓著，同时为人谦和、品德高尚。在武汉读研期间，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几米深的湖中营救被淹的群众，而且事后不留姓名悄然离开。

　　在我的工作单位，也有不少生于桓台的好人、长于桓台的能人。比如，数十载从事管理工作的张连凯，英俊帅气、精明干练，擅长交流与沟通；人人称道的成坤志、赵美夫妇，系全校唯一的俩人都是领导干部又均来自桓台的家庭，成聪慧睿智、谦逊平和、稳重本分，赵乐观向善、成熟稳健、素质能力俱佳；年轻有为的处长韩坤，博学多才、弘毅宽厚，善于组织协调；朴实无华的校医院领导张奉梅，秀外慧中、坦诚待人，工作井井有条；积极上进的巩学梅，严谨周密、认真踏实，发展后劲十足。又如，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胡涛教授，应该是本单位唯一娶了博兴的同学为媳妇的桓台人，有开拓的思想、有务实的思路、有优良的成效；曹奇志教授，明眸皓齿、淳朴率真，工作成绩斐然；王娟博士，美丽纯真、热情大方，科研水平高；魏光成副教授，清新俊逸、谦虚温和，业务能力强。

　　有人说，桓台出帅哥、出美女、出人才。我想，这或许是乌河与马踏湖清澈的水滋润了桓台人，这应该是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桓台人重要的成才基础。多年来，我对桓台与桓台人的“美好感觉与印记”一直没有改变过，迄今从未遇到过“有毛病”或者“犯邪乎”的桓台人。

　　三

　　据报道，桓台的县名由来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置新城县。1914年（民国3年）易名耏水县，旋改桓台县，因齐桓公戏马台得名，其中淄博市的张店曾为桓台辖镇及第二区。

　　后来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桓台先后归属中共清河特委、清河专员公署、渤海行政区、淄博专署、惠民专署等。1950年3月，县政府由今新城镇迁至索镇。1958年11月，桓台并入博兴县，归属惠民专署与淄博市合并成立的淄博专署，其中“桓台一中”更名为“博兴三中”。1961年9月，复置桓台县，又与博兴县共归惠民专署管辖。1983年10月，国务院批复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意桓台县划归淄博市。30多年来，滨州市（即原惠民地区的主体）的很多人谈起来，还一直为桓台这个经济社会“发达”的老兄弟县分离出去而感到惋惜。

　　桓台是我国“江北第一个吨粮县”。 该县总面积仅有498.25 平方公里（曾为509平方公里），系山东省面积最小的县（市）之一（见图），但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温度适宜,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素有"鲁北粮仓"的美誉。小时候去耿桥时，看到田地里颗粒饱满、绿油油的麦子，就认定肯定是个小麦丰收年。1990年夏秋,对桓台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全县2.6万公顷粮田平均单产达到1020公斤,突破"吨粮"大关！30年后再创奇迹，2019年6月，经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认定，桓台县高产攻关田冬小麦实际亩产达835.2公斤，创全国冬小麦小面积单产最高纪录！

　　桓台又是著名的“建筑之乡”（彭真曾为该县亲笔题词）。多年来，建筑业一直是桓台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载体，“建筑之乡”也一直是50万桓台人引以为豪的地域“名片”。“一把瓦刀天下闯”曾是代代桓台建筑工匠的真实写照。70年代至80年代初，桓台县城的建设基本上是沿张北公路（205国道）东西两侧依次展开，当时感觉百货大楼等建筑特别气派，但是如果有段时间不去，就会发现索镇变化非常大。1981年，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发挥优势搞建筑”的决定，认为本县发展建筑业具有充足优势，一是粮食产量高，群众吃饭不用愁；二是有从事建筑施工的传统，家家户户能拿瓦刀；三是南接淄博矿区，北临胜利油田，西靠省城济南，有发挥建筑业优势的客观条件。近40年来，桓台的建筑业突飞猛进。2018年，该县完成建筑业总产值524亿元，蝉联全省建筑业10强县首位。根据规划，2020年该县建筑业总产值将达到600亿元，从业人员为20万人左右。

　　在我早年的感觉中，去桓台，除了在索镇逛逛街道、看看大楼外，也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但是近年来桓台人通过对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水美景秀的自然风光不断进行挖掘升级与有效利用，文化旅游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王渔洋故居2019年成功获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里景区为国家4A级旅游区；马踏湖、红莲湖两个景区为国家3A级旅游区；新城镇系山东省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中“马踏湖”位于桓台、博兴二县交界处，博兴境内称作"麻大湖"，属于国家湿地保护区，碧水滢滢、河道纵横、物产丰富，是两地宝贵的自然资源。2019年7月，桓台、博兴两地检察机关共同签署了《马踏湖（麻大湖）湿地专项公益保护合作协议》，以利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司法氛围，推动两地绿色发展。与马踏湖汇合的红莲湖景区，是桓台城乡河流水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波光粼粼、绿树成阴，成群的白鹭不时在水面掠过，是一个休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不知从什么时间说起，在我的心目中，“桓台”几乎成了“先进、进步”的代名词。有一次，在老家遇到一个木匠，他称自己是山东东部地区某个县的，该县经济非常发达、老百姓生活比较富裕。我于是脱口问他：那和桓台比呢？参加工作乃至到烟台工作后，我仍会留意桓台的建设与发展。比如有时乘高铁回家乡，在淄博转车经过索镇时会特别瞧瞧车外的变化；在外地看到鲁C9开头的车牌号，便会不由自主地说出“这是桓台的车”；遇知是桓台的人，会自然地问其是哪个乡镇的？近年来，桓台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生态环境及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荣获了不少“国”字号荣誉称号，如中国科技进步先进县、中国文化先进县、中国生态示范县、中国文明县城等等，特别是连续多年入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按照《桓台县城总体规划（2017-2035年）》，桓台的城市职能确定为全国高性能氟硅材料基地、淄（博）北滨（州）南地区现代商贸服务基地、山东省湿地（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和淄博市精细化工产业集中发展区，发展目标是将桓台建设成为山东省中部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宜业宜居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在此，我们衷心祝愿桓台的明天更加美好,桓台人民的未来更加幸福！

（文/曹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