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存在的时间，一般是从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结束。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时间可上溯至距今8000多年的东夷文化时期；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可下延至西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止。

　　齐文化存在的空间，主要以春秋后期时的齐国疆域为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

　　齐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之一，别具一格，特点明显。从文化模式的角度观照，在地理环境上，齐文化是半岛濒海型文化（非完全海洋文化）；在经济结构上，齐文化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复合式经济文化（非完全的工商经济文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齐文化是以忠君爱民相统一、礼法结合、义利并重为特色的兼容式政治文化（非纯爱民、法制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齐文化又显现出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乎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

　　综上所述，齐文化是一种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主张以智取胜的先进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两周时期的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阶段，她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可称得上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而八百年齐国故都临淄，作为齐文化发祥地和中心，更是久负盛名。周至汉时期，临淄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为中国最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手工业科技中心和海盐、丝绸贸易最大集散地，有“东方古罗马”的美誉。

　　齐文化的源头——东夷文化 

　　东夷，指活动在夏、商、周统治中心以东的东方部族。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天山东全省、河北省东部、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北部等地区。东夷族同华夏族一样，也有高度发达的文明。40万年以前的沂源人与北京周口店猿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活动在以沂源为中心的泰沂山脉中段地区，创造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可以说是东夷文化的源头。东夷文化从距今8500年开始，依次经历了距今约8500～7800年的后李文化——距今7300余年的北辛文化——距今65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至3500年的岳石文化等阶段。他们发明了薄如蛋壳、表面光亮如漆的“蛋壳陶”，开始饲养家畜、修筑城墙、种植水稻、冶炼青铜、创造文字。按照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考察文明起源的四大因素（文字、城市、金属器具、礼仪）来加以科学审视，我们可以断定，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淄博、临淄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齐文化的奠基者是姜太公 

　　姜太公名尚，字子牙，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兴周，因首功被封于齐。公元前1045 年，他击退了莱人的进攻，建立了齐国，定都营丘（今临淄）。姜太公建立齐国以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他诛杀了以所谓的“仁义”乱齐的司寇营汤，和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齐国政权的“贤人”狂矞、华士兄弟，使齐国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时间，就去向周公汇报了安邦定国的政绩。

　　姜太公在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在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所谓“俗”，指“夷俗”，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生活方式；所谓“礼”，指“夷礼”，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礼仪制度；所谓“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尊重东夷人的文化传统，不强制推行周礼，而是从齐地实际出发，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在经济上倡导“农、工、商”三宝并举、“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宏观战略。齐国初建时沼泽遍布，土地盐碱化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利。姜太公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其他诸侯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齐都营丘。这样，齐国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逐步兴盛发展成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齐文化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齐桓公时期（公元前685年—公元643年） 

　　公元前685年，姜小白登上君位，就是齐桓公。他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管仲继承发展了太公思想，辅佐齐桓公，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在行政方面，管仲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在经济方面，农业上，管仲提出“均田分力”，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工商业上，管仲提出“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又设“轻重九府”（掌管财政货币的机构）、铸造钱币；还鼓励外贸，“关市几而不征”（进出境和市场对外商只进行登记管理，不征税），使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在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做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管仲推行了“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管仲实行了“九惠之教”。“九惠之教”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9个方面的内容。在外交方面，管仲建议桓公要“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海内诸侯望风归附。管仲所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扰。经过管仲全方位的改革，齐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为齐桓公创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在鄄会盟。在这次会盟中，齐桓公首次成为公认的霸主。公元前667年幽地会盟，周惠王的代表召伯廖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64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管仲伐戎救燕、伐狄救邢、伐狄救卫、伐蔡盟楚，取得了“尊王攘夷”的胜利，其霸主地位更加巩固。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标志着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3次武装会盟、6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完成了春秋首霸的伟业，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齐桓公称霸，将齐文化真正地改造成以兼容并包为特色的文化，使齐文化日臻成熟；促进了中原各国间的人员、物资交流和文化融合，遏制了四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保证了中原文化的健康发展。齐桓公称霸，大大提升了齐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为东方文化中心由鲁至齐的转移、齐鲁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齐文化的继续发展，是在晏婴相齐时期（公元前500年前后） 

　　晏婴，齐景公时长期担任相国，是春秋末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立足齐国实际，在民本思想的指导下，以礼治国；敢于直谏，匡君救失；重民举贤，廉俭力行；刚柔相济，忠心爱国；从而使趋于没落的姜齐政权，能够在列国争雄中保持了大国的地位，得到了诸侯们的敬佩，后世的敬仰，被称为一代贤相。

　　齐文化的第二次高潮，是在战国齐威王（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0年）、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时期

　　公元前356年，田因齐即位，就是齐威王。齐威王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使齐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他积极接受稷下先生淳于髡、平民琴师邹忌的劝谏，励精图治、一鸣惊人；注意整顿吏治，用烹刑诛杀了没有政绩、只知贿赂收买朝廷官员求得赞誉的阿大夫以及接受贿赂的官吏，又奖励给虽在朝廷内倍受毁谤却政绩优秀的即墨大夫一万户的封邑；注意重用人才，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种首比做“国宝”；广开言路、悬赏纳谏，下令能当面指出国君过失的，给上赏；上奏章规劝国君的，给中赏；在朝廷或街市中议论国君过失，给下赏；改革军事，编辑成《司马穰苴兵法》。

　　齐威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元前354年，桂陵之战、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两胜当时的强国魏国；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尊齐威王为王。这就是历史上的“徐州相王”。徐州相王之后，齐威王成了真正的霸主，齐国也“最强于诸侯”。

　　公元前319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即位，就是齐宣王。他在位期间，胸怀“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雄心壮志，励精图治，力图统一天下，使齐国始终处于与秦国分庭抗礼的地位。

　　齐宣王尊重知识、招揽人才，进一步扩大了始建于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时期的稷下学宫，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他给稷下先生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76人，皆赐为上大夫的职位；其次是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以很高的俸禄，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再次是勉励他们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同时，还发挥他们的智囊作用，经常向他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让他们办理外交，甚至参与制定典章制度。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围绕着王霸、义利、天人、人性善恶、世界本原、名实等时代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论辩与交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可以说，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巔峰。

　　齐宣王执政时期，齐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齐国是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裕的诸侯国；齐都临淄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齐国的军事实力强大，军事理论最为先进，《六韬》、《孙膑兵法》笑傲古今。从学术、文艺、科技来看，齐国的水平和活跃度更为其他诸侯国所望尘莫及，战国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最早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最早的行政百科全书《管子》；最早的短篇小说集《晏子春秋》；最早的足球——齐国蹴鞠均出现在齐宣王执政时期的齐国。而且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齐宣王时期出了一大批具有创造力的大家，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如阴阳五行学说的大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稷下黄老学派创立了以道法合一为基本特征的黄老之学；孟子、荀子将齐文化与旧儒学融合，形成了新的儒学等。

　　齐文化的中衰，是在战国后期到齐国灭亡这一段时间内 

　　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田地（公元前301年至公元前284年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使齐国继续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后期则狂妄骄纵，穷兵黩武，导致内外树敌，亡国丧命。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率领燕、赵、韩、魏、秦五国合纵攻齐。济西一战，齐军大败。济西之战后，各国军队分别退去，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乘胜进军，攻破齐都临淄。燕将乐毅攻破临淄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攻占了齐国70余城，偌大的齐国仅剩下了即墨（今山东即墨北）和莒邑（今山东莒县）两座城池没有被攻破。齐湣王仓皇出逃，最后逃奔到莒，被楚国大将淖齿杀死。

　　后来，齐湣王的侍从王孙贾杀死了淖齿，立齐湣王之子田法章为齐襄王，守莒抗燕。公元前279年，即墨守将田单智摆火牛阵，大破燕军。他挥军乘胜追击，很快就光复了齐国，并去莒城迎接齐襄王田法章回都临淄。

　　齐襄王在位19年，他胸无大志、信用佞臣、怀疑轻视贤臣田单、偏安自守，基本上碌碌无为。这一时期，齐国的国力不见起色。公元前 265年，齐襄王去世，他的儿子田建继承王位，史称齐王建。齐王建懦弱无能，一切国家大事全部由母亲——君王后决断。君王后辅佐齐王建的时期，秦国最强，齐国走向没落。为了保存实力，齐国采取的政策是“谨事秦”，不与秦国抗衡争雄，对中原五国态度冷漠，坐视秦国对各国蚕食。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军击齐，齐王建束手投降。至此，齐国灭亡。

　　齐国灭亡了，然而齐文化却没有随着国家的灭亡而迅速消亡，只是随着秦的统一，中衰、沉寂了一段时间。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继续对秦，乃至西汉前期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齐文化的复兴与消泯，是在秦朝统一全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一段时间内 

　　齐文化对秦代全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于齐稷下的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和立法的理论依据。二是秦始皇对齐地的迷恋和对齐方士的轻信，对秦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共有四次巡狩，其中三次东巡都以齐地为中心；他最相信齐国方士，为求长生不死之药，曾派徐福入海，促进了秦代与海外的交流；正是因为他重用方士，造成了燕齐方士千数人入咸阳的局面，使齐方士由民间走进朝廷。三是秦始皇与方士之间的矛盾，直接引发了“焚书坑儒”。齐人淳于越的直谏和方士的欺骗，导致了这位刚愎自用的暴君，将一部分儒生、方士坑掉。

　　齐文化对西汉前期全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二是齐地学者对汉初经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刘邦重用齐儒叔孙通制朝仪，反映了齐地经学之盛；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五经八师中，有四位（辕固、伏生、田生、胡毋生）是齐人。钱穆先生考证，汉初经学博士十二人，其中六人是齐人。

　　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全国中央集权大一统下的统治思想。这不仅是鲁文化的胜利，也是齐文化的胜利。这是因为董仲舒不仅是齐学公羊学大师，其思想主要来自于齐；而且其标榜的“儒术”，既推孔子、阐扬仁学，有鲁文化的成分；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兼有齐文化的因素。自此，齐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化已不复存在，它与鲁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并融合于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